代表得到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的指示，要鼓动反对派与违反《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的行为做斗争，“如有必要，三个同盟国[政府]会提供帮助”。这种事态发展的新动向表明，西方列强实际上并没有听凭苏联人在巴尔干自由行动。上述消息鼓舞了当地的反共势力并加剧了苏联在整个中欧地区计划的复杂性。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各地都在风传美苏之间不久就要开战，而且美国将向斯大林投原子弹，逼他往后退。不久，保加利亚外交部部长宣布：该国的选举将延期举行，直到由三大国代表组成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能够监督这些选举。这让苏联人非常惊愕。“无耻的屈服，”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苏联在索菲亚的情报来源也向莫斯科报告了有关“英美蛮横施压”的情况。

让苏联人更加放心不下的是，拜恩斯和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现在联手采取了行动，就像杜鲁门和丘吉尔早先在波兰危机中一样。斯大林立即指示驻保加利亚苏军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Sergei Biryuzov）将军：“不要有丝毫让步。政府构成不要有任何变动。”在斯大林看来，保加利亚和日本的新情况，是西方政治攻势的一部分，是广岛轰炸后力量的天平发生变化的直接后果。斯大林周围的许多人，以及军方和科学界的许多人，感觉也非常相似。这种看法跟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等美国历史学家多年后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后者认为，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美国的外交成了“原子外交”（atomic diplomacy）。

9月11日，在伦敦的外长会议上，拜恩斯、贝文和莫洛托夫碰面了。就如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所说，此次会议成了美苏间的“互相展示肌肉”。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坚持雅尔塔的逻辑。在他看来，该逻辑确认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各大国不应插手彼此的势力范围。他在9月12日打电报说：“同盟国有可能撇开我们，单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