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在与犹太人的统治地位做斗争。它正在从自己的队伍中清理犹太人。”与此同时，另一位勇敢的年轻老兵则对反犹主义提出了公开批评。他立即丟掉了自己的党籍并从这所大学里消失了。反犹主义清洗让那些支持反犹政策的人获得了一种类似于希特勒统治下的许多德国人曾经有过的虚假的团结感和权力感。另一位亲历者描述了这样几种人：“他们在战争中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们缺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成为生活的主人。”

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的一次批判“世界主义”的会议上，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Sergei Dmitriev）教授问他的同事这次运动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回答是：“战争。人民必须为新的战争做好准备。而它正在迫近。”对于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和他对亚美尼亚人、希腊人还有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的流放，愈演愈烈的冷战无疑有助于他证明自己做法的合理性。它还有助于他加强对俄罗斯的控制，那是他的“社会主义帝国”的核心。有关新的战争的传闻也有助于斯大林消除精英当中任何潜在的不满和异见。在苏联，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确信，西方在磨刀霍霍，必须对其进行遏制。

1946年7月，当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试爆了两颗原子弹的时候，这种感觉变得更强烈了。试验就发生在美国人提出自己的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两周之后和巴黎和会前夕（1946年7月29日至10月5日）——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谈判有关与德国及其卫星国签订和约的问题。苏联的两位观察员目睹了此次试验并向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报告了试验结果。这两人当中有一位是谢苗·亚历山德罗夫（Semen Alexandrov）中将，他是地质学家，也是苏联原子弹工程中负责铀矿勘探的首席工程师。他把有关试验的胶片带回莫斯科，除了在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中，还在克里姆林宫播放了这些胶片。

在苏联的政治精英当中，几乎没有人怀疑，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已经变成美国战后的外交工具，并对苏联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对于斯大林有关新的战后局势是零和游戏的看法，就连最有才智和最有经验的党员，也无法否认其说服力。自认属于“胜利的一代”的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经历了苏联从1941年和1942年夏季的惨败到柏林大捷的整个战争。1946年初，政治局派他与一小群别的记者和作家到美国执行宣传任务。美国的富裕与苏联的破败形成的强烈反差让他几乎无法承受。令他不安的还有美国刚刚出现的反苏浪潮。一回到国内，他就写了一部戏剧——《俄国问题》。在剧中，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政客和报业巨头，想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剧中的主要人物，一位进步的美国记者，想要揭穿这个阴谋。他来到苏联，目睹了俄国人并不希望再来一场战争。这部戏是对美国政治和媒体的粗劣讽刺，但西蒙诺夫对于自己所写的内容无疑是真心相信的。苏联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它怎么可能再威胁别的国家呢？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如果没有战后的动员与重建，苏联就会任人摆布，或许还会被美国可怕的力量压垮。斯大林喜欢西蒙诺夫的这部戏。《俄国问题》在杂志上连载，在电台中广播，还在苏联演出了许多场，有数百万人观看。十年后，西蒙诺夫仍然赞成这样的看法，即在1946年，苏联面临着严峻的选择：要么迅速强大，要么毁灭。

斯大林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帝国”，它不可战胜，各个侧翼都得到保护。但这个计划有其内在的缺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像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大英帝国这些成功的范例，对于众多全然不同的庞大的领土，除了依靠赤裸裸的武力之外，还利用别的因素去进行控制。它们招募当地的精英，对种族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差异常常抱着宽容的态度，而且促进自由贸易与交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帝国”利用强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社会工程，想让社会和精英们脱胎换骨。它采用单一的工业化和政党制度的模式。与此同时，它还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财富、合作以及人的尊严，代之以社会正义的幻觉。

这个“社会主义帝国”利用了作为其核心人口的无数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的忍耐、幻觉与苦难。它还利用了欧洲和亚洲的无数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人的信仰——在那里，马列主义起到了一种世俗的宗教的作用。位于这座信仰与幻觉金字塔顶端的，是斯大林这位一贯正确的领袖本人的偶像。然而，领袖终有一死。斯大林的去世必然会造成合法性危机，并在其接班人之间引发继承权之争。

最重要的是，苏联受到来自西方的自信而有力的挑战。美国以其强大的财力、物力和军力，帮助西欧各国和日本建立了市场经济和大众的消费社会。斯大林反西方的斗争毫无胜算。令人痛苦的是，这一点在德国最为明显。在那里，当苏联人想把他们的占领区变成自己“帝国”在中欧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参见1952年1月21-25日《华盛顿邮报》上霍特利特关于此次交谈的文章；Mastny，“Cassandra in the Foreign Office”。关于斯大林与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