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该提议有可能“在裁军的篱笆上打开一扇小门”。然而，在1955年，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领导层都不准备那样做。布尔加宁，就像美国人注意到的那样，饶有兴趣地做出了回应，但赫鲁晓夫一口回绝了“开放天空”，认为它是“明目张胆的间谍伎俩”。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这“三驾马车”打道回府了——两手空空，可也如释重负。他们在离开时确信，自己能够像斯大林那样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甚至也许会处理得更好。西方领导人在峰会上没有吓住他们或者让他们无所适从。关键是，艾森豪威尔在跟他们交谈时不是居高临下，而是把他们差不多当作平等的伙伴。来自美国的情报也证实了后一种估计的正确性。赫鲁晓夫的结论是：艾森豪威尔是个随和而和善的家伙，并不是特别地让人肃然起敬；他把外交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苏联的其他观察家也有同感。艾森豪威尔与朱可夫的非正式会谈也证实了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印象：美国总统害怕核战争。

“日内瓦精神”在峰会后为欧洲带来了缓和的希望。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所奉行的革命与帝国范式，无法为苏美之间的一致提供基础。尽管克里姆林宫和军方高层在向世界表示，他们准备采取措施，建立互信，推动裁军，但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兑现这些承诺。在发出裁军倡议之前，主席团向中共领导秘密通报：不会存在西方军控人员到处检查苏联秘密设施的危险，因为“英美集团不会同意消除原子武器并禁止生产这些武器”。到1955年11月，“日内瓦精神”已渐渐消退。仍然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莫洛托夫，把任何要求扩大苏联与外界接触的建议都视为“干涉内政”而予以拒绝。

日内瓦峰会未能就德国统一问题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德国的分裂仍将成为欧洲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根源。甚至早在峰会之前，为了对在西德加入北约和奥地利条约签订后的公众压力做出回应，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就表示，将在日内瓦会谈后到莫斯科进行单独谈判。1955年9月，阿登纳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与克里姆林宫领导层进行了紧张而激动的会谈。会谈的结果就是西德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和苏联释放最后的德国战俘。苏联领导层随即又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到莫斯科签订双边条约，进一步提升东德政权的主权。

这看上去像是一着外交妙手，但苏联领导层其实是在把自己引向绝路。到那时，他们再想全身而退就不可能了。苏联人坚持让德国保持永久的分裂状态，这让正在崭露头角并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可置疑的领导人的乌布利希有了可乘之机，可以对苏联的政策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另外，克里姆林宫也把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它使自己看起来倒成了德国统一的反对者。莫洛托夫看出了其中的危险。他在1955年11月建议，在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中，苏联的方针应该是接受“艾登计划”的基本原则。如果苏联同意在整个德国举行普遍的自由选举，作为回报，莫洛托夫告诉主席团说，西方列强就会取消西德的北约成员国资格，并成立全德委员会负责落实德国统一事宜。它们还将不得不与苏联一道，同意在三个月内从两个德国撤出所有的外国军队。莫洛托夫认为西方列强不会同意这样的提议，因为它对北约的团结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同时，他还认为，这将会修复苏联在德国人中的形象。

莫洛托夫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赫鲁晓夫否定了他的提议。在赫鲁晓夫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有可能跟牌并“同意撤军”。此外，西方列强有可能把苏方态度的转变理解为自己“强硬姿态”的胜利。而且，最重要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人会说：“他们在出卖我们。”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支持下，自信地预言苏联人可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既保存社会主义的东德又破坏北约的稳定。这件事再次证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前是实现苏联欧洲目标的工具，现在已成了苏联的主要资产，不能用来讨价还价。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日内瓦峰会“使我们再次相信，当时的形势并不是大战在即，而且我们的敌人就跟我们害怕他们一样也害怕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都认为，苏联的外交策略动摇了美国领导层的舒舒服服的优势地位，并且还迫使美国人回到谈判桌前。这一结论让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胆气倍增。结果，与一开始想奉行谨慎的防御方针相反，他们在冷战的主战场之外采取了攻势。到1955年秋，这将引起苏联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的一场豪赌。

对激进盟友的支持

斯大林未能制定任何连贯的中东政策。1953年1月，在“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处于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当时他很可能想用捏造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作为大清洗的借口。1949-1954年，苏联的官方立场是，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和伊朗一样，都是由反动政权统治的，是英美争夺中东的爪牙。有些苏联专家和外交官想让克里姆林宫支持阿拉伯人反对美国在该地区建立反苏集团的企图，但又不敢与官方的路线唱反调。在斯大林死后，官方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的看法并没有变化；在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