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器不知所措。在大学和劳动场所，甚至在大街上，人们纷纷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官员、克格勃和告密者则集体失语。

苏联许多人想要知道的并不仅仅是报告披露的那些内容。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Sergei Dmitriev）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实没有任何严肃的解释。它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它在国内的意义如何呢？在学校里，学生们开始撕掉墙上的斯大林像，并把它踩在脚下。他们问：是谁制造了个人迷信？如果说只崇拜一个人，那党的其余的人呢？每个行政区、每个地区和每个地方的每个党委，都有自己的‘领袖’和英雄。”

据一位美国观察家说，有些苏联学生觉得自己的信仰被打碎了，他们从此不可能再相信苏维埃政权要他们相信的东西了。1956年5月底，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对该大学以伙食恶劣而出名的食堂进行了抵制。这是有意无意地重演了1905年革命期间“波将金”号战舰反叛的一幕——这件事由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著名电影而在苏联广为人知。感到为难的当局没有进行镇压，而是与学生进行了谈判。只是到后来，才有一些学生被开除并送到外省

到秋学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的许多大学生，未经当局的批准便纷纷印制海报、公告和杂志。秋季先后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革命，不仅对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这些相邻地区，也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苏联军队于1956年11月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学生举行集会，声援匈牙利。有些急性子的还盼着采取行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有个年轻人散发的传单认为苏维埃政权与纳粹政权是一丘之貉。传单上说：“斯大林的党是犯罪的、反国民的[组织]。它已经沦为一个封闭的集团，里面都是些腐化堕落分子、懦夫和叛徒。”未来的异见人士、当时还在上高中的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梦想得到武器并袭击克里姆林宫。

就像一个世纪前沙俄时代的先辈一样，思想变得激进起来的学生们也转向了文学，希望它能够指点迷津。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刚刚发表在《新世界》上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作者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Vladimir Dudintsev）。小说描写了一位诚实的革新者与让他感到痛苦并阻挠其创新活动的官僚之间的冲突。作家与学生之间的见面会为激进运动火上加油。《新世界》的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公开说，要废除1946年苏共有关党对文艺作品审查制度的决议。广受尊敬的作家康斯坦丁·保斯托夫斯基（Konstantin Paustovsky）说，在科学与文化等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保守阶层，它充斥着迟钝而一心追名逐利的人。他表示，自己相信苏联人民“会除掉这群人”。这些话让学生们大受鼓舞，并把它们以手抄本的形式传遍了俄罗斯。也有人把杜金采夫的书当作对整个共产党统治精英的判决书。一封致乌克兰作协的匿名信写道：“杜金采夫非常非常的正确。作为可怕的过去的产物，现在当权的全都是一伙。”写信的人自称是“庞大的苏联普通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我们睁开了自己的眼睛，”这封信在最后说，“我们学会了辨别真理与谎言。现在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你们这种人帮着用谎言竖起的大厦正在分崩离析，而且一定会垮塌。”

摒弃斯大林主义的“弥天大谎”并不自动地意味着摒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革命的遗产。对个人自由的极度渴望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有效性的真诚信仰，还在许多人的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其他一些资料来源也证明，1956年只是摆脱共产主义乌托邦观念的伟大的“思想解放”的开始。有许多人都把去斯大林化视为一种手段，是为了恢复在革命后最初的岁月中以及在“真正的列宁主义”中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莫斯科作协的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在讨论了秘密报告之后，自发唱起了《国际歌》。未来的异见分子赖莎·奥尔洛娃（Raisa Orlova）完全陶醉了——“真正的、纯粹的、你可以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它的那种革命理想终于又回来了。”当时是莫斯科知识分子秘密团体成员的马拉特·切什科夫（Marat Cheshkov）回忆说：“对于我以及大多数关心政治的年轻人来说，马列主义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根本。”他还坦承，“一个社会，要是一没有社会主义秩序，二没有政治上中央集权的组织，也就是党，那是无法想象的”。

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激进运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是以大学和受过教育的圈子为中心的。在外省，知识分子无足轻重而且很分散，所以那里依旧风平浪静，循规蹈矩。在从外省的罗斯托夫大学来到国立莫斯科大学之后，日后会成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开明”顾问的亚历山大·鲍文（Alexander Bovin）惊讶地发现，对于自己班上的同学来说，自己简直是太温和了。“我当时还不太适应如此激烈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民主氛围。”鲍文不同意“毫不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