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该组织的领袖阿戈什蒂纽·内图是卡斯特罗兄弟的老朋友。从1974年的后期开始，安哥拉就成了苏古合作迅速扩大的地方。

关于苏联扩大其在安哥拉的存在的完整故事仍然埋藏在档案中。有一种说法是，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当时向政治局建议：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有限的非军事援助，但要注意不直接介入安哥拉的内战。然而，国际部在几天后向政治局递交了安哥拉人要求得到武器的请求。在短暂的犹豫后，“三驾马车”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而支持这一请求。1974年12月初，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刚过，军援的渠道就开通了。政治局的立场之所以会彻底改变，除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官僚的互相捧场之外，还有可能是由于内图的苏联朋友和古巴朋友的游说。1979年在阿富汗问题上，决策又出现反复，而且影响更大。

美国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敌人的决定，也压缩了克里姆林宫的选择空间。葛罗米柯的第一副手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认为，苏联对安哥拉的介入之所以会逐步升级，原因就在于美国的颠覆性的政策。1975年秋，在苏斯洛夫的支持下，“三驾马车”提出，帮助安哥拉是他们的“国际主义道德义务”。在勃列日涅夫与其写作班子一起在他的乡间别墅工作的时候，作为“开明”幕僚之一的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曾经警告过他：介入安哥拉的事务会对缓和产生严重的影响。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愤怒地表示反对。他提起在1935年的西班牙内战中苏联对共和派的援助。他还提醒勃列日涅夫，1971年当受美国庇护的巴基斯坦受到威胁的时候，美国的表现是多么嚣张。总书记此时在缓和上投入的精力和兴趣越来越少，他在这场争论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没有选择支持哪一方。不过，后来他还是选择了附和占据上风的干涉主义倾向。1975年10月，多勃雷宁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安哥拉的事态发展在美国引起的负面效应日趋严重。但这只能激怒总书记。他确信美国人没有理解苏联的“诚意”。他说，苏联并不是想在安哥拉建立军事基地，而只是想帮助当地的国际主义者。

这种局面为古巴人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在签署《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两周后，卡斯特罗给勃列日涅夫送来一份计划，准备把古巴正规军运到安哥拉。勃列日涅夫当时断然拒绝扩大苏联在安哥拉的军事援助或者把古巴人运到那里。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到11月的时候，第一支古巴战斗部队就加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一边参加战斗了。科尔尼延科后来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