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不断增长的反苏情绪。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此前就已存在，缓和却仍能发展良好。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大的障碍也没有挡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成为谈判伙伴。有人认为，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但要是勃列日涅夫当初仍然愿意坚决致力于维护与美国领导层的政治伙伴关系，那缓和就会继续下去了。这么说并不是有意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苏维埃体制和美国民主体制决策过程的复杂性轻描淡写。不过，它强调了在国际关系史的危急关头，当新的机遇与风险同时出现的时候，高层人物及其政治意志的关键作用。

吉米·卡特对苏联缺乏清晰的设想，这对于缓和的失败来说，与勃列日涅夫在想象缓和时所抱有的那些信念有同样大的影响。在布热津斯基和新保守主义批评者的影响下，美国总统开始怀疑苏联是个做事不计后果也不可预测的大国，这就混淆了克里姆林宫年老昏聩而反动的领导层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激进而桀骜不驯的领导层。1978年5月，卡特写信给布热津斯基：“苏联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大国野心带来的政治短视也越来越严重，这两者相结合，就有可能诱使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局部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动荡，同时恫吓我们的朋友，以谋取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最终甚至要谋求政治上的优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认真对待苏联在非洲的行动，为什么要对苏联在欧洲的加强军事实力感到不安。我还看出，苏联的某些布局是经南亚指向印度洋，也许是为了包围中国。”为了遏制在非洲的苏联人，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提出了一种基于实用政治的策略：与北京恢复友好关系，用“中国牌”对付苏联人。万斯反对这样的政策，认为它会危及苏美关系，但卡特赞成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想法。他派布热津斯基去北京，后者获得了广泛授权，以实现与中共关系的正常化。雷蒙德·加特霍夫评论说，这样做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而由此造成的影响要比苏联当时的行为理应受到的更为广泛和深远。大约同时，多勃雷宁告诉埃夫里尔·哈里曼——后者想为自己政府的政策辩护——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改变莫斯科当前情绪激昂的气氛了”。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前，苏美关系中那种非常明显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又强势回归了。

就政治局而言，它完全没有理解卡特对于推动军控和缓解紧张局势的愿望有多么深切。相反，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们认为，总统是其幕僚手中的工具。葛罗米柯私下对万斯说，当布热津斯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