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让苏联对外开放，并由此克服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仇外与孤立的倾向。必须对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提出质疑，如果需要的话还要取消。很快，“新思维”就成了彻底重估意识形态的同义语。

起初，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如饥似渴的阅读的产物，这其中包括为党的领导层翻译并限量出版的西方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著作。他还很喜欢与自己信任的下属一起，在私人聚会上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进行这种讨论的小圈子包括他的妻子赖莎（Raisa）、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列里·博尔金（Valery Boldin）、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i Primakov）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这个私人圈子中，赖莎是个关键性人物。其他政治局成员的配偶都安于家庭主妇的角色，没什么抱负，但赖莎跟她们完全不同，她自诩为“六十年代的妇女”。跟戈尔巴乔夫一样，她也是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大学生，受到过社会学的训练，在细节和系统化上有追求完美的激情，并积极介入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进程。在1978年戈尔巴乔夫进入苏共中央书记处、夫妇二人从斯塔夫罗波尔搬到莫斯科的时候，赖莎“立即投身于学术讨论、研讨会和各种会议当中”。她还加入莫斯科大学和哲学研究所的毕业生网络，那是她从1950～1955年的时候就已耳闻的。每天晚上，往往是在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或其他重要的会议之后，戈尔巴乔夫都带着他的妻子出去散步，一路上讨论当天发生的各种事情并经常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要是没有她的建议，他就无法作出决定。”一位苏联高级官员后来告诉杰克·马特洛克。

雅科夫列夫是这个核心圈子中的另一位关键成员，而且也是其中在才智上最有抱负的人。他早先是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者，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交换生，后来又成为中央意识形态与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他与其他人一起在媒体上发起了充满敌意的反美运动，同时也抵制苏共内部日益明显的新斯大林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1971年，他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被降级发派到加拿大担任大使。他在“流放”时暗中把自己改造成具有改革意识的社会民主派。1985年底，他建议戈尔巴乔夫深化政治改革，目标是废除一党制。结果，就像他回忆的那样，围绕是否需要抛弃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关于阶级划分的学说，围绕是否需要紧紧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充满矛盾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发生了争论。总书记还没准备好要迈大步子，但他专心听取了雅科夫列夫的意见。

在这一小群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开始自己的事业、自诩为“党的二十大的孩子”的“开明”官员中，戈尔巴乔夫得到了直接而热情的拥护。这个充满生气的小集团的人员构成包括：作为笔杆子曾经在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身边工作过的人、学术智库的负责人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国际关系专家。有些人曾经是勃列日涅夫的笔杆子和“开明”顾问，但这些见多识广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都陷入了幻灭感和犬儒化。他们对僵化和腐败深恶痛绝，希望仍然采取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叫停的去斯大林化及文化“解冻”政策。他们还是最早也最坚定地支持缓和与西方关系的人。“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直接给戈尔巴乔夫列出了一份改革清单，目的是打破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立即从阿富汗撤军；单方面削减苏联部署在欧洲及中苏边境的武装力量；甚至把1945年兼并的千岛群岛还给日本。

戈尔巴乔夫对这位院士提出的急救措施还有点不相信，于是就把这份备忘录搁在了一边。不过，1986年1月，他还是邀请了另一位“开明”官员和能干的笔杆子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成为他个人的外交政策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不仅赞成阿尔巴托夫提出的所有想法，还赞成自由移民和释放政治犯。1985年10月，总书记给了知识界的精英丧失已久的特权——无须得到允许便可会见外国人。这是对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并一直在执行的仇外的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这位总书记已经在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家当中开始确立自己作为“开明”统治者的地位。

抛弃斯大林主义的两极对立的世界观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由此而得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宣布放弃全球性的权力游戏，承认苏联的安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可以部分共存的。戈尔巴乔夫感到控制核武竞赛尤为紧迫，因为他对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感到不安。这种态度的根源要追溯到他的性格形成期的经历。戈尔巴乔夫的出生地是库班哥萨克生活的地方，那里遭受过革命暴力、骨肉相残的内战和斯大林的集体化带来的巨大痛苦。然后又是纳粹入侵。戈尔巴乔夫属于——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战争的烈火灼痛了我们，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和整个世界观。”作为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他不用服兵役，而且还可以接触到与官方的军国主义宣传相抵牾的思想。

与管理过军工综合体而且熟悉苏联军事力量基本情况的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