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的遗产，但他还是行使了斯大林的那种权力，在重大决策中一手遮天。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特点和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种种怪癖影响着苏联的政策，而且几乎不受什么约束。

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反斯大林”的个性与共产主义在东、中欧的和平终结（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除外）有很大的关系。那里的共产党政权在1989年初的动摇，正如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的广泛研究所显示的，是由苏联的公开性和改革的溢出效应直接造成的。随着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权的相继崩溃，事态的新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又开始溢出，蔓延至苏联，动摇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并削弱了党和国家的控制力。

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但并不是政治局成员和军方的所有人）为什么决定对苏联的那些共产主义盟友坐视不管，任由中、东欧的局势自行发展呢？这其中关键是“新思维”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戈尔巴乔夫要把北美、欧洲和苏联联合起来的救世目标。1989年1月底，戈尔巴乔夫委托由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负责的政治局外交政策委员会与各种各样的机构及智库一起未雨绸缪，以应对中、东欧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的不测事件。雅科夫列夫从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征集了许多分析报告。它们大多预言在同盟方面会出现全面的危机。有些人直言不讳，认为苏联的各个盟友已经暗中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处于“西方强大的磁场中了”。由奥列格·沃戈莫洛夫（Oleg Bogomolov）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撰写的一份备忘录认为，如果各执政党不对反对势力做出让步，那它们就会面临“政治上的火山爆发”。其他分析家则预言，会发生“非常尖锐的社会政治冲突，后果难料”。所有的报告都反对苏联在该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最具代表性的结论是，任何政治军事的干预都不能保证成功，反而有可能引发接二连三的暴力反击和苏联集团的崩溃。不过，该委员会并没有征求总参谋部的意见。这些备忘录是向已经接受这些想法的人宣讲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那些“新思想者”（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都相信，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极端错误的，而他们不管怎样都不会考虑动用苏联军队。

但所有这些还不足以充分解释苏联为什么会没有积极介入，也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设法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与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主张改革的力量一起协调行动，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并保持克制，不单方面采取有可能加速华约组织内部动荡的措施。苏联之所以听之任之，原因在于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出现了两方面的新情况。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1988年底发起的激进的政治与政府改革。之后，国内的各种新情况纷至沓来，让戈尔巴乔夫的领导班子疲于招架。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包括负责对华约各国的局势进行“监护”和“瞭望”的人，都开始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准备1989年3月议会的半自由选举的各种备忘录与报告的写作，以及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中，后来又投入到戈尔巴乔夫于5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稿和各项政策的起草工作中。第二个新情况是严重的财政危机。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宣布，将中、东欧的苏联驻军减少14%，并将军火产量减少19%。这些措施证明1988年12月7日他在联合国发表的“反富尔顿演说”并非空话。同时，它们也是苏联领导层为了削减国家开支的无奈之举。苏联领导层拿不出钱来影响中、东欧的事态发展，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国家的政府转而向西方寻求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就那么漫不经心地让苏联在中欧的外部帝国分离出去，想起来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989年3月3日，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米克洛什·内梅特（Miklos Nemeth）告诉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匈牙利西部和南部边境彻底取消电子的和技术性的保护措施。我们已经不需要它了；它现在只是用来抓住想通过匈牙利非法逃往西方的罗马尼亚的和民主德国的公民”。他小心翼翼地补充说：“当然，我们还要跟民主德国的同志谈一谈。”记录下来的戈尔巴乔夫的话只是寥寥数语：“我们在自己的边界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我们也在变得更加开放。”

不干涉主义和缺乏切实可行的策略，成了1989年夏秋之际的危急关头苏联外交的显著特征，当时中、东欧的形势发展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1989年6月4日，波兰人选举团结工会成为他们的政府的领导者；尤其是接下来的两个月，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的总统职位也受到威胁。莫斯科与华沙之间在这危急时刻的光缆通信及其他通信联系的内容现在还看不到。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yaczyslaw Rakowski）是波共内部的主要改革者。他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只是叫他查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他很小心，没说任何具体的建议或任何有可能被理解为干涉波兰事态发展的话。9月11日，当主张改革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为想要逃往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