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条约》——该文件会把苏维埃联盟变成邦联。接下来就是对1964年10月罢免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那场政变的拙劣模仿。莫斯科到处都是坦克和军队；首都之外和各大城市的苏联公民都缩起脑袋，看看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个掌权的小集团——他们都是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成员——似乎缺乏使用暴力和流血的意志。他们甚至未能逮捕新当选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以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为首的政变领导者（名义上由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领导），后来都声称他们想要说服戈尔巴乔夫站到他们一边。而戈尔巴乔夫——据他自己说——愤怒地拒绝了，并称他们为“罪犯”。就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别墅，这位最高领导人被克格勃囚禁了三天。政变的策划者说他“病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不得不依靠自己忠心的保镖给他们的一台短波收音机来获取消息。赖莎·戈尔巴乔夫当时已濒临崩溃，显然她是认为自己和丈夫随时都会被暗杀。她坚持要录制一盘磁带（作为他们还活着的证据），由一位保姆把它藏在自己的内衣里，瞒过守卫的克格勃带了出去。

到1991年8月，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政治权威已经被他挥霍殆尽。由于他一直未能选择一条连贯的经济与财政改革的道路，苏联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债台高筑，几乎到了这个资源丰富的大国无力偿还的地步。裁军和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并没有带来物质上的好处。国内的贸易和分配系统也已失灵。以前苏联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局面，甚至在二战期间也没有。正是这种严重的危机催生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尤其是在俄罗斯联邦。鲍里斯·叶利钦从中大为受益。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许多同胞眼里，在世界上苏联以前的盟友眼里，是个优柔寡断的可悲的人物。知识界和艺术界的精英们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尽管他和他的妻子对他们的培养和帮助很多），并热情地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的反共路线和宣传。就连他的那些伙伴，那些从他的政策方向得到了好处的西方国务活动家，也没有兑现承诺，没有给已经破产的苏联预算提供他所要求的大笔补贴。1991年7月，在财政和政治上都濒临绝境的戈尔巴乔夫，请“他的”乔治·H.W.布什动员某种形式的“马歇尔计划”，帮助苏联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本来只是几百亿、也许几千亿美元的许诺，但在财政上比较谨慎的美国总统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苦苦请求反应冷淡。美国经济不景气，美国预算也没钱给苏联。马特洛克认为，虽然布什十分同情戈尔巴乔夫这位政治家，但他“似乎在找理由不去帮助苏联，而不是想法子去帮助它”。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西方朋友抛弃了他，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强硬派放胆去实施了政变计划。

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个人权力的同时，不仅苏联的人心散了，国家也丧失了它的权威，军队和官僚系统也乱了——这一点，谨慎的保守派早就警告过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民主运动削弱了苏联在那里的控制力。自1956年以来，基层政治运动第一次席卷了首都和俄罗斯的其他各大城市。俄罗斯人民当中为数可观的少数派——在全苏联也许多达15%——与比例甚至更大的莫斯科及列宁格勒的居民一起，都支持民主化。即便如此，俄罗斯的民主运动还是少数人的运动，而叶利钦虽然在俄罗斯人当中受到欢迎，但他所掌握的权力工具很少。正是一次愚笨得可笑的政变把俄罗斯联邦的大权拱手交给了叶利钦和作为少数派的“民主人士”。

抵制政变是“六十年代人”的辉煌时刻。他们与年轻人、学生、商人和知识分子一起急忙去保卫俄罗斯议会——叶利钦在那里与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对峙。以议会周围的日夜警戒和三位被派到莫斯科街上的装甲车轧死的年轻人的葬礼而告终的8月冲突，引发了“第二次俄罗斯革命”，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开始提出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问题。包括CNN在内的国际媒体在全世界播发了这样一幅图片：在有可能遭到攻击的俄罗斯议会大厦前，桀骜不驯的鲍里斯·叶利钦挺立在一辆装甲运输车上。与此同时，被草草从中欧撤军和自由派媒体的狂轰滥炸搞得晕头转向、士气低落的苏联军方，对使用武力去杀害自己的同胞感到很不情愿。领导者们拿不定主意，政变也就失去了势头，像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一下子瓦解了。可悲的是，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和其他策划政变的人，都飞往克里米亚，到那里乞求戈尔巴乔夫的宽恕并当场束手就擒。

这次“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从来没有把至少5万～6万的示威者算在里面，但这并没有降低它的重要意义。在莫斯科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大多数知名人士都反对政变，支持“革命”。苏联官员和军人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成群结队地投向叶利钦阵营。随着那位莽撞的俄罗斯总统领导的“新俄罗斯”取缔了共产党并脱离了苏维埃联盟，其他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也赶紧独立。12月8日，在远离莫斯科的一座政府的狩猎小屋里，叶利钦与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导人决定解散苏维埃联盟。戈尔巴乔夫拒绝为继续执政而使用武力。这是最后一次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