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为似乎偏离了领袖的意愿啊。

至于陵寝问题，倒是让苏游百思不得其解了，朝臣们每次上朝，都要山呼万岁的，而百姓们激动的时候也常以万岁称呼天子，可是，皇帝们偏偏有死的觉悟，几乎无一例外，所有的皇帝都在登基之后着手大修陵寝。自然，更多的皇帝则是陵未成而身先死，有人做过统计，皇帝死于非命的几率超过40%，而平均年龄更是连40都不到，可是什么时候都有无数人为了这个“皇帝”的身份而想破脑袋，更有甚者为此被诛九族，许许多多的所谓英雄，战斗的目的并不是出于为了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大义，而仅仅是因为皇帝“彼可取而代之”。

杨广显然是个特立独行的皇帝，或许是因为这打了胜仗以后的一次巡游洛阳，或者说他的骨子里有一颗躁动的心，因为他每年都有一半的时间行走在旅途中。

杨广从洛阳回来后，就在陵寝与建东都里选择了后者，当然，这或许有碎嘴子术士章仇翼和安伽陀的大半功劳，但不管怎么说，杨广决定要改建东都了，接下来的事，当然很可能要迁都。可是历史上的东迁和南迁，几乎无一例外的属于昙花一现，然后就盛极而衰了。最著名的当然应算周平王东迁，卫武公预言王室自此衰弱。果然。

“洛邑为天下之中，四方入邑，道里适均，所以周成王命周公相室，召公兴筑，号曰东都，宫室制度，与镐京同，每朝会之念，天子行幸东都，接见诸侯，此便民之政也。然洛邑虽天下之中，其势平衍，四面受敌之地也。”朝会上，高颎侃侃而谈，朝堂上一时失声。

“所谓谶语，纯属荒谬之语，妖言惑众，陛下可查找其来源，斩之以儆天下。”高颎之后，礼部尚书宇文弼也出列。

“陛下，臣也以为迁都不妥，应从长计议……”一时朝堂中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

高颎本能的维护自己老成持重的本色，他从十六岁开始在北周任职，靠才能从小官一直升迁为尚书左仆射，他在这个位置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高度赞扬：“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经历了两朝三帝，历史已经证明了高颎是一位有才能的战略家，一位讲求实效和效率的行政官员，一位在制订隋的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和全面负责执行这些政策的明智的襄赞大臣。

先帝病危时，高颎遭受汉王污蔑，他却不上书自辩，反倒挂冠自免，退居渤海；及杨广继位后，亲自写昭召他入朝，改纳言为太常卿。可是，自己作为新皇第一次提出的重要思想就遇到了这么一幺蛾子。

先是薛道衡，再而是高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文帝的昏庸而杨广心胸宽广，结果却偏偏让人无奈，这又不得不让杨广重读《诗经》里的“木瓜”，然后无奈地暗叹：“我本将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啊。”

好在纳言苏威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杨广一方，出言便是：“太常卿老矣……”

苏威话刚说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世矩、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纷纷建言，甚至连想来温和的裴蕴都开始委婉地批评起了高颎的目光短浅了。

随后，重建东都的议题直接进展到了挖护城河的讨论上来，最后议论的笔墨在隋帝杨广虎躯一震中落到了圣旨上：“发丁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013踏雪寻梅

仁寿四年的冬天，隋帝杨广的提议尘埃落定，十万以上的壮丁被征召到黄河两边，开始了跨年的劳役。

在热火朝天的修河挖沟斗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朝廷又下达了营建东都的诏令，——“在周王城以东，汉魏故城以西十八里处，新建洛阳城。”——这条诏令虽然表现了杨广同志喜新厌旧的一面，但他旗帜鲜明的保护文物的决心，还是让后来的人们看到了成效。

“宫室的规制，要以方便使用为出发点，尽量要做到节俭。”这是第二条诏令，表面上看起来也很让人对下诏者肃然起起敬。可是人民不可不知的是，有些朝廷的诏令还是很令人玩味的，政治家们暗地里做了小姐的时候，必定不会忘记立下贞洁牌坊的；所以他们的同僚或是下属很理所当然地把这些诏令调转了一百八十度后去坚决执行。

杨素、扬达以及宇文恺在隋帝的重要精神指示下，领导了此次营建东京的任务，他们本着美观大方的原则，在严肃活泼的氛围里发动了上百万的民夫投入到了建设有杨广特色的伟大东都的战斗中，直到第一场大雪悄然落下，直到第二场大雪如期而至。

而苏游，则在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发表入隋以来的第一次创造——手套，——这同时也标志着苏游开始有了穿越者的觉悟。尽管，他很快发现手套并不如同他的初衷一般普及到在风雪里劳动的人民手中却成为了上流社会的风尚后，他还是继续发明了火炉。

发明火炉是苏游从本身出发的，他倒没想过这东西能改变上流社会的生活习惯或是让自己成名。事实上，大户人家冬日会在屋中至一大铜鼎，然后往鼎中不断添炭，西晋出土的墓葬就已经有了精致的小火炉和炭熨斗。可是由于少了屋中散热的那一段铁管，直接烧炭很浪费不说，还不是太保暖，除非，豪奢人家不计成本的烧，可那也是烧钱啊。

苏游的火炉很快在中产家庭流行了起来，失误的是，他忽略了煤气的危害，于是因此丧生者在短短的年末里已经达到了两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