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错误，一定要认识！”

黄石眨动着小眼，满肚子怨气地说：“好，好，就算我错了，我要从思想上做深刻检讨，保证下次不敢再犯。”

“就算”二字，大大地激怒了王群，他感到对方既顽固又狡猾，像火上加油似的更加气愤地说：“就算？不能说是就算，应该是确确实实……”他还想用更加有力的字眼去进攻对方。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站在门口的徐翠正以惊奇的眼光凝视着他。这使他触电似的惊悟到：自己太不应该发这样大的脾气了，应该冷静一些，耐心一些。于是，他竭力压抑着自己的盛怒，把要说的话吞下肚去，转而用缓和的语气说道：“好，你回去仔细想一想，写个书面检讨。”黄石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两人面对面沉默了一会，徐翠走近王群，小心地低声问道：“你怀疑黄石有问题吗？”

王群仔细地看了徐翠一眼，答非所问地说：“我刚才实在气坏了。我这个脾气很不好，你以后会晓得的。我很性急，唉，……应该怎么说好呢？正是因为脾气大，我不大和女同志相处得来……不过，听徐政委讲，你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不知为什么，王群没有把话说完，就停下来，想仔细观察一下徐翠的反应。

徐翠感到王群太激动了，简直有点絮叨，好像要一下子把什么都告诉人家似的。但她没有打断对方的话，只是默默地听着。王群一打顿，她仍然回到刚才提出的问题上：“你对黄石这个人的看法怎么样？”

王群反过来问一句：“你的看法呢？”实在的，这时他还没有仔细地、比较成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刚才的盛怒，只是一种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而激起的。

徐翠接着说：“我对他的了解也不多，不过，我一直怀疑黄石不是个好人，他天天鬼头鬼脑的，对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刚才的事，我看他也许是有意的。”

“有怀疑的事实根据吗？”王群问。

徐翠想了一下，还很难提出具体的事实根据来，就只好说：“我是这样想。比如说吧，我有时也和你一样，爱有话当面讲，有时批评人失了分寸，他就当着我的面说：‘工农干部嘛，发脾气是经常的事，同志们是可以谅解的。’但对石屏她们，他又说我是什么摆党员架子啦，盛气凌人啦，耍官僚啦。总之，我感觉这个人很不正派，他给我的印象极坏。”

王群端起桌上已经凉了的开水，咕嘟咕嘟地连饮几口，然后，把杯子砰的一声放在桌上，气愤地说：“这是一种诬蔑。我们是因为年轻、气盛、政治修养差才容易动火的，怎么能把这些缺点和工农干部扯在一块呢？”停了一会，他又补充着说：“政治上修养好的人，只是不乱发脾气，应该发脾气的地方还是要发。比如对黄石来说，如果是自己人，当然，应多讲究一些方式方法；假如他不是好人，难道不应该在他面前发点火么？”他想了想又说：“不过，我刚才发脾气，到底还是不大妥当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根据判断他是一个坏人！”

徐翠想了一会，又问道：“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黄石呢？”

王群完全恢复了正常的情绪。“我想，在敌我斗争这样尖锐的时候，这些事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以后要多了解，多注意他的言行。如果他真有什么问题，对我，对你，他都会有戒备的，但对李奇和石屏他们，我想他不会有太高的警惕，应该通过这些同志去了解他。不过，我们要慎重，不要‘打草惊蛇’。我们还不能肯定他的政治面目，自然就更需要慎重。目前，还是着重教育他。即使是真正的故人，我们也要做到仁至义尽，争取他悔过自新。”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看西沉的太阳，忙打住了话头，“就这样吧！天不早了，我们还是通知干部回区要紧。”

徐翠点头同意了。两个人正往外走，只见一位十七八岁，白净面皮，长脸型的孩子，背着驳壳枪跑了过来。他还未站稳就紧张地叫着：“区长！区长！”

王群一看是通讯员小黄，忙迎着问：“什么事？”

小黄站在王群面前，着急地说：“区长，我在圩上碰见一个人，是我嫂嫂外家[5]石头岭的，名叫蒋老九。他们那里是个土匪窝，今天，他手里拿着鞭子，像去买牛，可是又不像！他用草帽盖着半截脸，鬼鬼祟祟的，我实在怀疑他，就在后面跟着，看他到哪里去。可刚去不远，就被一个米粉摊子碰跌了，我爬起来再找他，怎么也找不见了。区长，你看怎么办？”

王群脑中一闪，把小黄所谈的情况，迅速地与黄石交来的那份反动传单联到了一起，形成这样一种概念：敌人的暴动，已经在我们这里露头了，如果能捉到一个土匪，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那该多好呀！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徐翠，决定三个人一同去圩上一转，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蒋老九或其他什么可疑的线索。

王群一路走着，一路想：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在敌人还没抬起头的时候，就卡住他的脖子。不然，我们将要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啊！然而，能不能及早掌握敌人的情况，制止土匪的暴动，或起码减轻由于敌人暴动所受的损失呢？这使王群一时感到心情十分沉重，脑子里迅速出现了三天前他在地委向组织上做保证时的情景。

原来，王群是从河南农村调来的。初到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