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攻的武器，我们要抓住这个武器，反过来去狠狠地打击敌人。”王群抖着手中的“报告”，结束了自己的话：“你们说这是不是一件法宝？”

众人中响起了一阵笑声。

莫家山行政村的工作，在干部和民兵的积极努力之下，局面迅速被打开。整个村庄，出现了新的气氛，秋征工作顺利地进行着。

农会里，像赶圩一般，熙熙攘攘。干部们正在热情地接待着前来了解政策和补报田产的人们。

王群也在农会里忙碌着。他这里站站，那里蹲蹲，和农民们一个劲地聊天。“今年的公粮重吗？”王群问着身边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对方笑哈哈地回答着：“不重，不重，比起解放前少多了。”“你知道为什么要出公粮吗？”另一位农民答道：“支援解放军，解放台湾，还有，还有……”他眨巴着眼睛，一时答得不那么全面。而另一位青年农民接上去说：“建设新中国呗！农会主任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吗？”王群拍拍那位四十多岁的农民的肩膀说：“老伯，你愿意出公粮吗？”那农民笑着说：“怎么不愿？我那三亩田，加上种地主的，算起来才交一百五十斤。我减租得的谷子比这个数目还多一倍哩！”

“区长！”一个老人报了田亩产量后走了过来。仅仅从他那虚胖而布着皱纹的脸上，王群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善良农民。从他那愉快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合理负担”是满意的。王群亲切地招呼他说：“快来，坐一坐。”站在旁边的徐翠这时悄悄地告诉王群：“他叫黄五生，是黄干的邻居。”

黄五生笑眯眯地坐到了王群身边，然后掏出了小烟袋，装满一锅烟，递给王群说：“区长，吸一口吧！自己种的烟叶。”

王群推让着说：“你老人家吸吧，我不会吸烟。”

“你们解放军、人民政府的干部，好多都是不吸烟的，哈，哈！”老人夸赞着点着了火。

王群也曾听说过这位老人，老人有一个儿子，名叫亚四。亚四几次要求当民兵，都被父亲阻拦住了。趁这个机会，王群想摸一下他的思想情况，好对他进行教育。当老人吸卷烟时，王群就问道：“你老人家对‘合理负担’有意见吗？”

老人把烟管从嘴里取出来，眯缝着眼睛说：“意见？这么合理了，还有什么意见！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没粮不出，这比国民党那个时候有粮不出，没粮没田的被迫着要出的情景，真是天上地下，完全两个世界呀！还有什么意见！”老人一口气讲了这许多，才吸了一口烟，又补充一句：“人民政府的办法真好呀！”

王群点点头，满意地说：“老人家，你懂得很多道理呀！”接着，又试探着问：“其他工作方面，能给我们提些意见吗？”

“哎呀呀，没意见，没意见，人民政府的一切主张，我都举双手赞成。”老人家欢畅地说着，同时把烟管举得高高的。

不知是谁，忽然插了一句：“你既然样样赞成，为什么不让亚四参加民兵呢？”

一句话把老头子吓住了。他脸上那种愉快的神色，眨眼间不见了，几乎是仓皇失措地应答着：“这，这，这要与他妈商量，我可做不了主。”说完后，他匆匆地走开了。

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着这个善良的老人，不让自己的儿子参加民兵呢？王群回过头来向徐翠打探关于他过去的事。

徐翠大有感慨地说：“五生叔也有他的苦衷呀！我了解他的心情。”于是，她用着低沉的声调，向王群叙述了关于五生叔和他儿子的故事。

五生二十多岁时，就得了一个儿子。但，由于接生条件不好，生下七天，就得“七日疯”死了。他悲痛地拿着粪箕把孩子送了出去。到了年近三十的时候，五生叔得了第二个儿子，活了几个月，又因妻子生病，没钱调理，孩子长期没奶吃，活活地饿死了。他仍然默默地忍受着悲痛，没有流泪。到三十五岁以后，五生叔得了第三个儿子，长到三岁多，不料因与地主的儿子打架，被打破了头，得了破伤风又死了。他这次再也忍受不住了，夫妇俩抱头痛哭一场。到了生亚四那一年，五生已经满四十岁了。这样年纪得了个儿子，是如何的高兴啊！他受尽了千辛万苦，才算把儿子养大了。但，一长大成人，就遇上国民党抓壮丁。为了保全儿子，他曾把祖传的两亩好田卖了，把钱送给了村长，才算躲过了这一关，因此，儿子对他来说，就是自己的命根子。任你怎么说，要是要他儿子去担当有风险的事，他是死也不肯干的。这是为了保存他唯一的一块肉啊。

徐翠谈完黄五生的这一切后，王群才明白过来，正想与徐翠交换对待这个问题的意见，徐翠却向大门口努努嘴说：“地主婆来了。”

王群抬头一望，只见进来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看样子，那两条小辫子是刚刚扎起来的，好像与这个人不很相称；上身穿一件破黑竹布衫，下身穿一条月白色裤子，都是陈旧不堪的。不用问就可一眼看出，她是竭力在装穷样。

这个女人，正是陈玉芬。她自那天与莫太送进行了密谋后，就积极地进行破坏秋征的活动。眼看有了点门路，不防被徐翠王群来一个反攻，这使她又感到前功尽弃，茫然不知所措了。她偷偷摸摸地找苏凤姣商量了一番后，才又跑到农会来，心想做最后一次挣扎。如果是在解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