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很高兴。你过去不讲话，对干部有隔阂，这不怪你，是旧社会把你害的，现在请你放心好了。你帮过土匪的忙，是被迫的，政府也不怪你。不过，希望你能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我们听。”

老人考虑了一番后说：“我讲，那是秋征时候的事了……”于是他谈到，秋征时候，在莫太送的串通下，地主莫贵、地主老婆陈玉芬，还有农会财粮委员莫玉清，一共三十多家，在他这里集中了谷子，后来，山里来人挑走了。

听完了苏瞎子的叙述，徐翠暗想，怪不得财粮委员近来的情绪也不大好，原来他给土匪送过粮食。像这样的问题不解决，让一些人背着包袱当干部，怎么能积极参加剿匪呢？她为这一意外的发现，十分高兴。当老人一住口，她就加以鼓励地说：“苏老爷爷，你讲的情况非常好，你再不必为这件事担心了，这不能怪你，全都是地主和土匪的罪过。”

黄容看着苏瞎子那张半信半疑的脸，接着说：“你和土生不大参加会议，有些事不很清楚，也难怪。你要是对政府的政策还有疑问，就看我吧！我过去也受地主拉拢过，我们水生也挨土匪抓去过，现在还不同样可以当干部，当民兵。”

苏瞎子仔细听完了徐翠和黄容的话，想了又想：“唉！这都是命呀！在劫者难逃。我的命就是不好，解放后，人家苦尽甘来，可土匪却偏偏把粮食放在我这里，惹得我一身臊！”

“命！”徐翠忍不住接上去说，“老爷爷，你说的不对！讲命，那是旧社会地主压迫穷人的一种手段。你想想，为什么一解放有钱有势的人都要垮台，穷人都要翻身，难道说所有的人的命都突然变了吗？”

苏瞎子沉默了一下，并不完全相信徐翠的话，他说：“有钱有势的人垮台，那是他们的劫数到了。要不，他们有那么多的钱，那么大的势力，谁能打得垮呢？”

徐翠感到苏瞎子的思想，比较根深蒂固，难以一下子说通，需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于是，她更加耐心地说：“老爷爷，地主、土匪的垮台，不是劫数，是我们全中国的穷人，也就是像你这样苦大仇深的穷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家团结了起来，才把他们打垮的。不信你想一想，解放前为什么地主能打死土生的妈妈，活埋土生的爸爸？因为那时，我们穷人没有觉悟，没有团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后，为什么黄维心垮台了？还不是我们穷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与他们斗争的结果！就拿黄维心被捉到的事来说吧，要不是水生与他搏斗，他早跑到山里当土匪去了。你说，这是命吗？当然不是，全是人的力量！”

苏瞎子被徐翠的话引到那惨痛的岁月中去了，他又一次想起了儿媳妇、儿子的悲惨下场，想到了自己的苦难，忍不住又叹口气说：“唉！不靠命，你们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有什么出头日子？”

“老爷爷！只要你能和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向地主、土匪做斗争，马上就能翻身过好日子。”

苏瞎子有点不大相信地说：“我会有什么能力？”

徐翠说：“你不要小看自己。大河里的水，还不是由一滴水一滴水汇在一起的？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不大，但，穷人们团结一致，力量就大了。老爷爷！你说说，你愿意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和地主、土匪做斗争吗？”

“愿……意。”苏瞎子迟迟疑疑地回答着。

这时，鸡叫了，徐翠忙结束了他们的谈话，打算以后继续和他多讲些革命道理，逐步提高他的觉悟。临走时，徐翠又关照了老爷爷一番，要他仔细想想，要是什么时候想起了有关土匪的情况，就慢慢和工作组讲。苏瞎子误解了徐翠的意思，他想，也许这个能说会道的姑娘对自己还有怀疑，心里很是不安。最后，他为了表白自己，终于鼓起勇气说：“没有什么想的了，你慢点走，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说吧！”徐翠鼓励着说。

于是，苏瞎子说开了：“这事已一年多了。有一天夜里，我在这门口坐，听到有人扛着很重的东西，从山里往村边走，一共有几十人的样子。开始，我没注意他们抬的是什么；后来，才听见走在后面的人说：‘这么多枪，埋起来做什么？’另一个人说：‘听说这里要放弃了，这些枪留下来等回来时用。’他们说的声音很低，我刚听到这里，忽听见黄四保低声骂了起来：‘他妈的，胡吵什么!’后来，就再也没人出声了。”他停了一下说：“我知道的就这些，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徐翠对这一意外的消息，十分重视，为了不使老人家增加思想负担，让他有机会消化刚才她所讲的那些道理，她不再询问什么，只是简单地对他说：“你讲的这些情况很重要。我们就谈到这里吧！你该休息了。”随后，就同黄容辞别他们祖孙两人，愉快地走回村里。

第二天早上，徐翠一睁眼，只见太阳升得老高，黄容早已不见了。她便急急忙忙地吃完了黄容给她留下的饭，一股劲跑到农会。农会里没有人，她又跑向离农会不远的莫玉清家去。莫玉清在村上是一个有威信的干部，劳动起家，人很正派，一解放就在农会当财粮委员，一贯老老实实工作。只是他近来有点不安心，昨天听苏瞎子说，才知道他给土匪送过粮食，背上了包袱。徐翠认为有必要找他很好地谈一下。当她走近玉清的大门时，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