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收购”南都天安，再次套现。考虑到南都天安有一个子公司在香港，“外资注入”的概念肯定能让天佑实业股价翻番，与庄家配合得好，二级市场照样可以完成一次圈钱运动。

　　关于天佑实业，其实是个“壳”，是戴向军当初为了承载“南都红楼”而专门做的“客”。要说这个“客”，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前面说过，戴向军的天安实业是挂靠在华安名下的，尽管只是“挂靠”，但真要认真起来，他麾下的资产理论上属于国有资产，所以戴向军一直有一快心病，就是担心早晚有一天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天地真被收归国有了。如果那样，那么他不是白忙一场了吗？特别是“南都红楼”到手后，他更不希望这个大金娃娃被贴上“国有”的招牌，所以，他当时就注册了“天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并且法定代表人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他弟弟的名字，因为从理论上说，戴向军是国家干部，属于“公家人”，而他弟弟是农民，完全是“私人”，如此，“南都红楼”这个金娃娃就完全成为他的私人财产了。可他的想法没有得到柯正勇的支持。柯正勇认为，把“红楼”过户给天安，是公家对公家，方方面面都好说，即使将来遇上什么别扭，也好解释，而过户给天佑，国家财产过户给私人，不是问题也能闹出问题，所以，他当时就表示爱莫能助，实在要做，戴向军可以找其他人帮忙，他保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戴向军当然就只能做出让步，把“红楼”先过户到天安名下，然后再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转移到天佑名下，并以“红楼”做抵押，从银行弄了大笔贷款。现在戴向军所做的所谓“资本运营”，就是进一步把“红楼”解放出来，经过所谓的“债务重组”，把天佑公司原先由“红楼”抵押的贷款，“重组”成由天安为天佑担保的贷款。外行人可能不明白他这样做的意义，但内行人知道，他如此这样一“重组”，“南都红楼”就完全变成一快独立的私有资产了，就与天安没有一点关系了。不仅如此，天佑从银行的贷款将来万一偿还不了，或者戴向军明明有能力偿还却偏偏不愿意偿还，那么，银行也无权查封更不能拍卖“南都红楼”，而只能按连带责任去查封天安的资产。考虑到天安公司理论上是所属华安集团的国有资产，所以，即使发生这种情况，损失的也不是戴向军，而只能是国家。

　　这是一个完整的策划，这样高超的资本运营策划单凭戴向军的悟性是不能完成的，所幸他有一个好老师赵新民。赵新民不但帮戴向军策划还能帮戴向军操作，正是由于赵新民的存在，才使得戴向军的策划具有可操作性。当然，戴向军的个人悟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某些级细微的细节上，戴向军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比赵新民考虑得还要周到。比如让陈四宝入主南都天安这个环节，就是赵新民没有想到而戴向军独立思考出来的。

　　戴向军在香港说打算让陈四宝入股南都天安从而成为香港天安真正的“后台老板”也是实话，并没有忽悠老大哥的意思，而且这件事情并非嘴巴说说，其实已经在着手做了。

　　作为整个计划的第一步，戴向军已经实现，现在，天佑实业在银行将近两个亿的贷款已经由度假村抵押“重组”成由南都天安为天佑实业担保了，戴向军现在要做的是第二步，也就是把天佑实业从银行的贷款“重组”成南都天安从银行的贷款，使贷款主体发生变更。傻瓜也看得出，这一步更关键，也更艰难。虽然有行长赵新民的全力配合，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是谁来为南都天安提供担保的问题。如今银行也是企业，也开始推行风险管理，无论赵新民怎么配合，将近两个亿的贷款，没有落实有效担保是不可能实现“债务重组”的。就是说，把债务转嫁到天安头上可以，但如果没有人为天安担保，那么从银行管理这边考虑，是无论如何也通不过的。一开始，戴向军以为是“咨询费”的问题，于是，承诺如果办成这件事情，他愿意出更高比例的“咨询费”，但赵新民态度坚决，拿出相关的规定给戴向军看，并主动要求戴向军通过其他途径再打听，看到底是他赵新民不配合还是这道坎他实在绕不过，最后，终于使戴向军相信，要贷款就必须有抵押，没有抵押就必须有担保，现在既然有意要把“红楼”从被抵押的状态下“解冻”出来，那么就只能考虑担保，不解决担保问题是没有办法实现他的第二步“债务重组”的。

　　戴向军照过去方针办，找柯正勇，但柯正勇当时正在忙着出国探亲，一副去了就不打算再回来的样子，所以根本没有心情替戴向军想这个问题，明显是应付。柯正勇没经过深思熟虑，只略微想了一下，随口就说这事情好办，再让天佑实业反过来为南都天安担保就是，气得戴向军心里直骂他老糊涂了，如果再让天佑实业为南都天安担保，我费这么大劲忙“债务重组”干什么？

　　柯正勇到底是真老糊涂了，还是已经对戴向军把他拖下水产生了怨恨，故意不把他的事情放在心上，只有柯正勇自己心里清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他关于让天佑实业反过来为南都天安担保的建议确实是馊主意。戴向军之所以要忙“债务重组”，就是为了让他的资产从“国有”帽子下解脱出来，当初创业初期，为了获得某些特权，戴向军特意给自己找了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