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楔形文字文献上看到的遒劲、流畅的笔锋，在今天用钢笔或圆珠笔书写的文字里依然能够找到。

从那时起，书写就意味着速写。文字的真正历史实际上是“草写体”的历史；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楔形文字的流行正是得益于草写体的发明。它既节省时间，又节省空间：在有限的面积上书写更多的文字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人人称道的实用技能。我们能看到一块留存至今的泥板，只有两厘米见方，上面用微型的楔形文字写下了三十行仪式悼文。

苏美尔人的语言是一种黏着语：其单音节词根上附有各种前缀和后缀。这些符号逐渐背离了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的起源，渐渐靠音节互相区分。但是楔形文字依旧保留着不同发展阶段的痕迹。在同一篇文章，甚至在同一行里，我们既能看到表意符号（比如国王、神，以及诸如“耀眼的”、“强大的”等形容词）后面跟着语音音节符号（尤其是专有名词：因为“都”是脚的意思，所以都都大祭司就写成了两只脚的模样）和语法限定符号（三角符号代表阴性，因为它原先的意思就是女性阴部）。

卢浮宫存有许多这样的文物：泥板、刻石，以及金属片，但要让这些文献开口说话，那就是专家的工作了。如今，这一名叫“文字的诞生：楔形文字和圣书体”展览已经在巴黎大皇宫拉开序幕，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展出了三百多件展品（大部分来自卢浮宫，还有一两件来自大英博物馆）。这是一场需要我们仔细阅读的展览，不仅要阅读必要的说明文字，还要阅读石头、泥板和莎草纸上的原始文档（不过恐怕也读不懂多少内容）。也许这场展览上的文字确实太多了一点，无论是展品抑或说明文字都有点让人目不暇接，但是那些没有因为信息过载（这一点恐怕难以避免）而看花眼的观众，最终肯定能弄明白人类到底经历了多少阶段，才能够用字母文字进行书写。

线性书写的历史一点都不线性，而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都局限于一小块地区：波斯湾、地中海东部沿岸还有尼罗河流域（埃及是这部历史中篇幅很长的一章）。如果说印度文字，甚至中国文字当真都来源于同一个祖先，那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文字（语言则不然）都具有同一个源头。（那么被哥伦布发现之前的美洲呢？展览没有探讨这个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文字与语言不同，并非自然事物，而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最开始只和有限的文明相关。让·博泰罗[Jean Bottéro，他最有名且出色的作品是一篇探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占卜技术的文章，收于韦尔南（Vernant）主编的《占卜与理性》（Divination et rationalité），意大利文版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就在展览手册中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有很多口头语言并没有相应的文字，最终不得不被异族文化的书写所同化。

为什么文字偏偏就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南部呢？五千年前，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城市和祭司国王为中心；灌溉系统带来了农业的大发展，人口也随之爆发式增长。人们需要管理税收、交易，弄清楚大片土地上众多人口的土地所有关系，于是乎对于复杂计算方法的需求也就应运而生。在用于书写之前，黏土就已经被人用来记录纯数字；渐渐地，在那些代表数字的刻痕旁边也开始出现对应货物的符号（动物、蔬菜、物品）以及人名。

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开启书写文明无穷无尽的精神世界的，实际上只是一种与商业或税收相关的实际需求呢？真实情况要相对复杂一些。那些最早用于记录收入和支出的图像符号，其实早已在艺术世界，尤其是陶土瓶上发展成熟了。陪葬品、祭祀用品和日常用品上早已出现了个人或神灵的“名字”，这些图形既有标识功能，也用于表达古人的心境和世界观（崇拜、惧怕、爱或主宰）。于是，一方面是这种我们已然可以定义为诗性的表达，另一方面则是经济要素的记录，文字的诞生仰赖的正是这两大需求；撇开任何一个因素，都无法真正写就文字的历史。

在公元前两千多年，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传到了阿卡德人的首都阿加德古城，阿卡德人将它传遍了整个帝国，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阿卡德人本身讲一种闪米特语（三辅音词根），同苏美尔人的语言完全不同，这使得同样的符号虽然指代同样的事物，对应的发音却不相同（换言之，从表音文字变成了表意文字），或者同新的发音挂钩，而失去了之前的意义（换言之，从表意文字变成了表音文字）。

符号的大量增加（多达几百个）也让文字变得更加复杂；但正是因为阿卡德人，楔形文字才得以在整个中东地区扩散（我们最近在埃勃拉发现的一座图书馆中也找到了它的痕迹），接着传到亚述—巴比伦人、叙利亚人、波斯湾南部的埃兰人、巴勒斯坦的迦南人，并在公元前1000年通过阿拉米人的语言扩散至东达印度，西至埃及的广大地区。

如果说最古老的文献只有零星的词汇，大部分都是名字，无法连成句子的话（仿佛古人先学会了写字，才知道要写什么），那么到了尼尼微和巴比伦的时代，这些像鸡爪子抓出来的符号已经能向我们讲述《吉尔伽美什史诗》（Ghilgamesh），编纂辞典和图书馆书目，甚至写就一篇关于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