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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参加了巴黎的和平游击队大会,这一举动使得他在之后的许多年都被禁止入境法国。
7月,由于对都灵《团结报》的工作不甚满意,卡尔维诺前往罗马,有两家报纸有意聘请他作记者,但商谈未果。8月,他参加了在布达佩斯举办的青年节,并且为《团结报》撰写了一系列报道。有好几个月,他还兼顾《卡里尼亚诺先锋报》(Prime al Carignano)戏剧专栏的编辑工作。9月,他回到埃伊纳乌迪从事新闻办公室的工作,并负责“科学文学系列丛书”的文学卷。
正如朱利奥·埃伊纳乌迪(Giulio Einaudi)之后提到的:“书的封面折页和卡片的设计是他和维托里尼,以及帕韦塞合作的结晶,而且创造出意大利出版业的一种风格。”
短篇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出版。《白帆》(Il Bianco Veliero)却未能问世,因为维托里尼给予该作品负面的评价。
1950年
8月27日,帕韦塞自杀身亡。卡尔维诺深感震惊:“在我与他相识的这些年里,他从未有过自杀的念头,可是他的其他老朋友都知道他之前存在着这种念头。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出现了偏差。我认为他是一位坚定、顽强,对工作充满热忱又十分可靠的人。帕韦塞去世之后,通过他的自杀,以及日记中对于爱情和绝望的呼喊,我才发现了他的另一面。”[D'Er 79]十年后,卡尔维诺写下了纪念他的文章《帕韦塞:存在与创作》(“Pavese:essere e fare”),回顾了他留下的精神和文学财富。卡尔维诺本打算编纂一本关于帕韦塞及作品的评论文集,却仅仅停留在了计划阶段(卡尔维诺的一些作品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而言,这一年也是一个转折点:在巴尔多辞职后,埃伊纳乌迪在50年代大换血,将朱利奥·保拉迪、保罗·博里基耶利、达尼埃莱·彭其罗里、雷纳托·索米、卢奇亚诺·佛奥和切萨雷·卡塞斯招至麾下。“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编辑工作,编的都是别人的书,而不是用来写我自己的书。我对此很满意,因为出版业在意大利如此重要,并且我所工作的出版社为意大利其他出版同行树立了榜样,这不是一件小事。”[D'Er 79]
卡尔维诺为《文化与现实》(Cultura e realtà)撰稿,这本杂志由费里切·巴尔博和前《左派基督徒》杂志的其他代表人物(费代莱·达米科、马里奥·莫塔、弗朗科·罗达诺、乌巴尔多·斯加塞拉蒂)共同创办。
1951年
卡尔维诺历经辛苦创作出一本具有现实主义社会意义的长篇小说,这本《波河青年》(I giovani del Po)后来连载在《工作坊》(Officina,1957年1月至1958年4月)杂志上,成为他一条中断的研究路线的见证。夏天,卡尔维诺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分成两半的子爵》(Il visconte dimezzato)。
10月至11月间,卡尔维诺到苏联旅行(《从高加索到列宁格勒》),为期大约五十天。一路的旅行见闻集结成《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苏联旅行日记》(Taccuino di viaggio in Urss di Italo Calvino),于第二年的2、3月份刊登在《团结报》上,随后为他赢得了圣文森特奖。卡尔维诺不愿用常规的意识形态思维去判断苏联,于是转而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领悟苏维埃的现实,以此得出了一种正面且乐观的印象(“在这里,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泵,吸收着各种各样的志向:假如一个人身上具有好的一面,那么无论多少,都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尽管他对许多方面也有所保留。
在卡尔维诺离家在外的这段时间里(10月25日),他的父亲过世了。十年后,卡尔维诺在自传体小说《圣约翰之路》(La strada di San Giovanni)中提到了这件事。
1952年
《分成两半的子爵》出版,收录在维托里尼主编的“筹码”丛书中,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却在左派评论界激起了截然相反的反映。
5月,由卡尔维诺编写的《埃伊纳乌迪简报》(Notiziario Einaudi)第1期出版。7月之后,他成为这份简报的责任编辑。
夏天,他和保罗·莫奈里(Paolo Monelli)一起作为《新闻报》(Stampa)的特派记者报道赫尔辛基奥运会,并为《团结报》撰写带有政治倾向的文章。“莫奈里缺乏远见,所以是我告诉他,要注意这里,要留心那里。第二天,我打开《新闻报》,看到他把我向他指出的内容都写了进去,而我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放弃了记者这份行当。”(Nasc 84)
卡尔维诺在《暗室》(Botteghe Oscure,一本由巴夏诺的玛格丽特·卡埃塔尼公主指导,乔尔乔·巴萨尼主编的国际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阿根廷蚂蚁》(La formica argentina)。他继续与《团结报》合作,撰写了多种类型的文章(从未集结成册),包括叙事小说、通讯报道和社会寓言;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完成《马克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