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观及幸福观。本文讨论的“四大门”，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民间信仰和民俗宗教问题(1)。

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之研究民间信仰和民俗宗教，往往能够发展出不同于许多其他学科领域之研究的理念、立场和见解，这是因为它比较重视民众生活之实态的田野实证研究，重视民众之主观认识的“主位”立场，重视对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之传承的、关联的和全貌观的解释。本文讨论“四大门”问题时，也将采取上述这些基本的理念和立场。

第一节 从六十年前的一篇论文说起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杨堃教授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任教期间，曾指导学生完成了一批社会学及民俗学的学士毕业论文(2)。由于老师要求严格，学生勤奋努力，这批大都基于实地调查完成的学术论文多有较高的水平，并在后来的中国民俗学和民族学史上得到了相应的评价(3)。其中李慰祖撰写的《四大门》(4)颇得杨堃教授肯定，认为它至少超过了现在许多硕士论文的深度。《四大门》这篇论文采用了较深入的实地调查和访谈，即所谓“局内观察法”，并特别重视学习乡民的土语，重视体现于“四大门”信仰中的各类术语，即所谓“民俗语汇”的意义，同时，站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比较宗教研究的立场上，以严谨认真和超脱公允的态度，详细地描述了北平西北郊一带农民信仰的实际情形，进而讨论了当地民众所信仰的“四大门”宗教及其对于农民生活的重要意义。

由于作者没有宗教成见，同时，他还拒绝讨论此种农民信仰的“真伪”问题，并极力回避涉及“改革方案”，这就使他有可能比很多其他研究者，更能较客观地观察和理解类似“四大门”这样的经常被官方和知识分子指称为“迷信”的民间信仰和民俗宗教，而不被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所蒙蔽。时隔六十多年后，我们再回头阅读这篇论文，感到它虽然也有一些缺憾，如对“四大门”与当时官方查禁之间的关系几乎未曾涉及，但也深感其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确实较为客观具体，因而非常珍贵。作者特别提醒说，简单地把“四大门”之类的民间信仰，仅视为一种“初民的迷信”，实在是个错误。作者认为，“四大门”就是一种“宗教”，它至少在作者实施调查和研究的当地农村占据着颇为优越的地位，其影响甚至可能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或已经渗入其他的宗教领域之中。考虑到我们中很多人业已习惯于“科学／迷信”的简单分析，考虑到社会人类学涉及汉人“民俗宗教”的研究业已取得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