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键性意义的诸多环节，似乎也难以只用“萨满教”来说明。李慰祖先生在《四大门》中，曾试图把“四大门”清楚地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理门公所和各路庙神，此种考虑固然是为了努力澄清“四大门”信仰的宗教文化属性及其个性，但多少也有先入为主之宗教分类的嫌疑。对此，借用渡边欣雄教授的评论或许不无道理(19)。如果我们不是先以既定的宗教分类为前提去进行分析，如果我们承认“四大门”信仰是自成体系的，如果我们不仅注意到其“萨满教”的属性，还同时注意到那些难以为“萨满教”所解释的独特性，则或许将“四大门”信仰理解为汉人地域社会之民众生活里“民俗宗教”的形态之一，似乎要更为恰当。

“成府”、“保福寺”、“海淀”、“六道口”、“六王庄”、“清河”、“潭柘寺”，这些北京大学周边听起来耳熟能详的地方，在六十多年前，民间曾有过发达的“四大门”信仰存在。如今，天翻地覆，谁也难以想象当年“四大门”俗信的情形了。即便眼下在北京周边农村或许还能找到一些“四大门”信仰的蛛丝马迹或残余碎片，大概也已十分凋零了。然而，对此课题若能有所追踪，作一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其变迁轨迹不是也很有启示性意义吗？更为重要的是，“四大门”信仰在北方很多地方的民间，实际上至今仍以各种方式存续着。它们的现实状况如何？它们对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及人生发挥着哪些功能？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使我们的“旧话”重提已然具备了非常现实性的意义。

第三节 “四大门”信仰的普遍性

“四大门”信仰或与之相关的民间俗信，在中国北方很多地方都曾见诸报道。东北、华北、西北，虽然具体情形千差万别，其完整程度各有不同，它们与其他宗教的要素或碎片组合成生活中具体的民俗宗教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其构成的基本原理却是大体一致或彼此接近的。

在老北京，除李慰祖记录的“四大门”外，还有“五大仙”及“五大家”之类的说法(20)。旧时，信奉狐、黄、白、柳（即蛇）、灰（鼠）“五大家”的人家，每每在自家北房后面以砖石砌出小祠，为其设立神位。也有仅书“大仙爷、二仙爷、三仙爷之位”，并无确指的情形，神位前通常也只供“净水碗”，较为简陋。此种民间信仰，常被自命正统的宗教贬为“邪信”。“五大门”究竟是哪五种动物，说法不一，除“四大门”四种外，或加兔子，或加老鼠。据说，老北京许多居民家中供奉的“狐仙”除享受主人的烟火食物外，它们都由城东门的“狐官”管辖(21)。老北京附近多数农民的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