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创造的东西从他们手中抢走。男人是有自尊的，而我恰恰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子。

母亲也在信上签了名，她完全同意。想想看，这一切是在战争结束将近二十五年后发生的，用的仍然是同样的语言，仍然是毫无变化的精神状态。

自那封信后，一切都结束了。我脱离了家庭，孤身一人，我的哥哥们也在背后伤害我。他们从不认为父亲的历史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就那场战争而言，很难就什么具体的事情指控他。完全出于偶然，似乎当时发生的所有可怕事件，他都不在场。这样他在否认自己的纳粹身份方面没有遇到问题。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当他好像有可能被征召入伍时，他给他的大儿子写了一封信，像是在立遗嘱，用的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血与火的语言。我一想到自己与写信人的关系，就不寒而栗。

我父亲至死都是个法西斯分子。其实，他在战时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你难以想象我的三个哥哥挨打的情形。有一次，我的一个哥哥背诗，稍一结巴，父亲就打他。我至今仍能听到他的叫声。母亲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出房间。她对我说：“父亲要杀了埃里希，我们还是走开吧。”后来我们住上了自己的房子，情况更是糟透了，因为没有邻居，不用担心被人听见。从那以后，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了。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绝不再住独门独院的房子。

我二十一二岁时，总想要自立。但是我的许多个性仍然使我感到害怕，尤其是缺乏同情心。我认为，我最害怕的，就是承袭我祖父母和父母的传统思想。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妇女在街上打她的孩子，但是我没有干涉。我站在一旁，一动也没动，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小女孩。她只是站在那里，并没有进行自我保护，所以我不喜欢她。

后来在女权运动中，我看到受凌辱妇女的照片，我本能的反应是，她们是自找的，她们为什么不进行自我保护？如果她们进行自我保护，就不会挨打。我只对那些保护自己的人表示同情。我的哥哥和我挨打时，也从未进行自我保护。对于所有的事情，所有可以想象的羞辱，我们都忍受着。

但是慢慢地，我开始变了。几年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群孩子在欺负一个小孩。我在梦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只是在游戏。接着我看见他们把那个小孩倒吊在一根柱子上，用棍子打他的脚底。到这时，我仍然在想这是梦中，这是折磨人的手段。我向那个小孩走去，干预了这件事。那个梦在我一生中是个转折点。

1973年，我父亲死于癌症，那是他退休六个月之后的事。他病倒以后，我们的关系多少有些好转，我们宣布休战。他在临终前，态度多少缓和一些，也比较温和、敏感。我用很多时间来照顾他。而母亲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对他非常苛刻，不肯请个护士在家照顾他。我父亲得的是肠癌，她真是折磨他，只有他顺从的时候，她才给他灌肠。最后情况越来越糟，医生坚持让请个护士。

她那样对待一个将死的人，令我感到恐怖。我搬回家住，那真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

父亲死后不久，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二十岁的男人，现在我明白了，他就像我父亲一样——独裁、教条、盛气凌人。

如今，经过这些年的困惑，情况终于变了。我现在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幸福，我放弃了移民的念头。三年前，我还在考虑到南美去买一大片土地，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甚至开始感到，在德国也很舒服。我意识到尽管这里发生了一切，或者也许就是因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里才是我的家乡。我看到所有丑陋的东西，也看到所有美好的东西，我意识到我不会有多大变化，事情也没有多大变化，一切都有可能重演。过去二十年那伟大的教育事业并未使人们真正改变。单靠书本学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在我接触的人身上发现了这一点。我的一个哥哥一时找不到工作，就痛斥身边的一切——外国人、工会、工人。但他一找到工作，就又变得和蔼可亲了。过去的痕迹依然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即使是最轻微的混乱，我们也会马上向别人发泄，自己有过失也总是去指责别人。不幸的是，我在自己的身上也看到这一点。

有时我想，如果我在母亲有我的年龄就有了孩子，会是什么样子。我肯定会使他们成为我的牺牲品。现在我很高兴我没有孩子，而且也不打算要孩子。我不想像我母亲那样。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是我与她的这种疏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她没有变，一如三十年前或五十年前。有一次我对她讲起维克托·弗兰克写的关于奥斯维辛的书，她说：“噢，他肯定也是他们那伙的。”她简直不能理解一个优秀的医生竟然也会被关进集中营。因为，集中营里的人都是下等人。她那时就是这样认为的，她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她那时眼界受到限制，现在依然眼界狭窄。

我的父母从来——请原谅我这样直言不讳——都是眼界狭小，缺乏兴趣而且愚蠢。他们身上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愿意被人操纵，还有就是那不可言状的冷酷。这实在很糟糕，但我还是要说。多年来，我总想说服自己，他们生活艰苦，他们历经坎坷。如今我对此不再去理解了。父亲当时完全可以做出另一种选择，母亲也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