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被斯大林主义者杀害的抵抗战士，他们根本不管这些。

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想了解一切。他们课后找我，请我给他们推荐书籍。他们决心埋葬过去。他们给了我希望，使我想起我作为连接环节的作用。我有幸在幸存者中长大，这一殊荣迫使我将我知道的一切讲出来，传下去。

回首往事，我当然知道我是一个党卫军的儿子，我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罪行中起了直接的作用。直到很晚我父亲才脱离党卫军，自愿上前线。我认为这无法抵消他在此之前所做的事情。我一想起他曾告发自己的家人，仍会感到烦恼。

但无论如何，我们家人不同的命运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德国的特点。一个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另一个祖父成了共产党；父亲是党卫军军官，他告发了自己的继父；儿子认为共产党祖父是他的榜样，成了一名左派——历史变化无常，令人不可思议。

再说说女人。祖母曾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从有二十间卧室、女仆、厨子和奶妈的地主生活，到只有三居室的左派工人的生活。母亲极其温柔，与其生活在一起的丈夫却是个绝望的人。

祖父从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对东方阵营的官僚们也没有用处，他一直是我的榜样和积极的德国人的典范，我特别强调“德国人”。我没有像我们这一代许多人那样，由于愤懑而与老一辈人产生隔膜。我爱那老人，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象征，证明“另一个”德国始终存在。

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

1987年2月，本书部分章节在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上分三期连载。最初，编辑们对连载有些疑虑，担心他们的杂志是否适于以这样的形式，处理这样一个题目，还担心对第三帝国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回忆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然而后来的反应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编辑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出版商和我家里的电话铃声也无休无止。电话来自世界各地，打电话的人有记者，有认同被采访者的一些人，还有深受感动的普通读者。

连载的最后一期刊出后，《明镜周刊》从大量读者来信中选登了一部分，其中一封出自一位教师之手。他生于1940年，父亲是党卫军军官，已被处以死刑。这位现年四十七岁的人写信给十九岁的斯特凡妮：

亲爱的斯特凡妮：我生于1940年，父亲曾经是州长和党卫军一冲锋队的长官，1948年因其纳粹罪行而被处决。我是个老师（虽然如果让学生说，我算不上好老师），教数学、科学、经济和历史。你问谁知道当时的情况有没有那么糟糕？请相信：情况还要坏得多。我有不伦瑞克劳改营处决囚犯的原始名单。我父亲签署了许多份死刑执行令。他这些“侵害行为”的证据就掌握在我手里。你问照片上那些幸福的面孔是怎么来的？那么，哪些照片能够拍摄并发表，哪些又不能？谁拍的照片？哪些人和哪些照片被说成是“有害的、不道德的、蛊惑人心的”（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胡言乱语）？据选举情况判断，当时我国有半数人欢迎希特勒，你问其中的原因？许多人确实在艰难困苦中挣扎了太长时间，于是，有人只有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才能搏取权力、地位和名声。例如，我的父亲，他在法律考试中一败涂地，这就决定了他只能做一名低级法官。所以，他入了党，凭借党的力量进入政府部门，接着又进入警界，当了盖世太保，最后（自动）进入党卫军，迅速地飞黄腾达。还有其他“胜利者”。医生和教授，摆脱了犹太人的竞争（许多诊所也因此每况愈下）。所有那些街头泼皮，那些流浪汉和醉鬼，本来无心或无力涉足学术，现在，忽然成了宝贝，而且得到允许，可以去骚扰知识分子。这真够刺激！感觉太好了！还有军人！多少年来，因为别人打赢了，他们不得不销声匿迹，现在，忽然身价百倍。只需想一想，如果今天发动一场运动，为“锤炼”那些懦夫、小白脸儿和信教的人而强迫他们去劳动，你会不会——比如说作为一名“专家”——参与进去，赢得事业、高薪或地位？你可以忘掉失学和失业的痛苦！怎么样？诚实一些。你准会的。你知道杜塞尔多夫市有多少家高档商店是从政府的敌人或犹太人那里，以荒唐的价格“买”下来的吗？今天，就是这些阔佬虐待雇员，歪曲法律，偷税漏税，因为你不肯卑躬屈膝而拒绝给你一份儿工作。你问我们德国人是否应当继续卑躬屈膝下去？不，我不会的，而你那位穿运动衫的老师是一个白痴。我们应当时时忏悔，同时，我们不应有任何幻想，不应为过去的“罪孽”而指责一切。因为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日常的卑俗和腐败。每个人都有可能沾染！法国人、爱斯基摩人，无一例外。你希望属于“胜利者”。以你的背景，这不难理解，但什么是胜利者？每个胜利者都会有其克星。在以色列的“六五战争”后，我见过许多胜利者。令人作呕。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对任何人都为所欲为。（而另一方面，真正的勇士却在发抖，默默无言！）关于“威猛”的外表。军服确实有助于提高自信心。但只有胆小如鼠的人才惧怕它们。因此，以为靠虚张声势、装神弄鬼就可以吓住别人，那就错了。聪明的人懂得，一些人需要军服，就像患了阳萎的人需要波尔舍跑车，装装门面而已。我家老头子看上去也很帅，尤其是靠一顶军帽，遮住了他刚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