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的基调，明确划清了界限，表明了自己绝不会与“逆贼”同流合污的立场。

“而今，我大军围攻易京，已至最后决胜关头，公孙瓒未灭，幽州未平，此乃我成就霸业之根本，重中之重，绝不可有丝毫动摇，半分松懈。”他再次强调了眼下的战略重心，将北方战事的优先级提到了无可争议的高度。

“至于南下救援之事……”袁绍略作停顿，目光扫过众人，语气变得淡漠而疏离，仿佛在谈论一件遥远且无关紧要的事情，“且……静观其变吧。”他最终给出了一个模糊而冷酷的答案。“传令各军，紧闭营垒，加派斥候，防止公孙瓒狗急跳墙。攻城各部，务须日夜不停，加大攻势，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最短时间内，攻克易京，擒杀公孙瓒！南方战事，暂无暇顾及，不予介入。”

他没有明确拒绝，也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仅仅是一种近乎冷漠的“观望”姿态。但这番话语，对于困守寿春、翘首以盼的袁术而言，不啻于一道冰冷的死刑判决。在袁绍缜密而冷酷的战略权衡中，北方统一霸业的绝对优先级，远远高于一个令他厌恶的弟弟的生死存亡，也远远高于那看似诱人、实则遍布陷阱的淮南之地，以及那虚妄如同镜花水月般的皇帝名号。

那名肩负着最后希望的袁术使者，最终被袁绍客客气气地、却不容置疑地送出了戒备森严的大营，怀中除了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安抚言辞和“静待时机”的空洞承诺外，一无所获。当他带着满腔的绝望与冰凉的预感，踏上返回南方的漫漫长路时，身后易京城外，袁绍大军那象征着毁灭与征服的战鼓声，擂得愈发急促、愈发猛烈，如同为南方那位穷途末路的“仲氏皇帝”，提前敲响了命运的丧钟。袁术内心深处最后一丝借助家族力量、挽回败局的微弱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灭，消散在北方的寒风与战鼓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