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的学术泥潭里拖。

类似的情况很快再次上演。

一次，蔡邕讲解《尚书·尧典》开篇：“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 刘芒在课后又开始了他的“深入研究”。几日后，他再次发问：

“先生，‘曰若稽古’四字，古今解者纷纭。郑玄注云‘曰若’为发语辞，‘稽古’为考古道。然学生偶见古本残卷，有作‘粤若稽古’者。又闻今文家或有解‘曰若’为‘于是’，‘稽’为‘考’，‘古’指往圣。更有学者以为，‘曰若’或与祭祀告神之辞有关。”

“学生愚见，若此四字乃史官追述之开篇，其用语必极其庄重神圣。能否将其置于上古祭祀、颂功的语境中理解？譬如，‘曰若’是否近似于铜铭文中‘王若曰’之仪轨？‘稽古’是否不仅指考察古道，更蕴含了效法先王、沟通神人之意？如此，是否更能体现《尧典》作为追溯圣王治世之典范的厚重感与神圣性？”

这个问题，直接触及了《尚书》学中着名的“《尧典》开篇释义”这桩千年公案。“曰若稽古”短短四字，从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到清代的考据学，再到近代古史辨运动，解释层出不穷，莫衷一是。刘芒不仅抛出了版本异文，更引入了甲骨文、金文研究才能触及的“王若曰”等仪式用语来对比，将问题复杂度提升了数个等级。

蔡邕面对如此“专业”且“前沿”（以汉代视角看）的提问，再次陷入了漫长的考据与辨析之中。

他需要引证大量早已散佚或晦涩难懂的文献，才能勉强勾勒出一个学术框架，而刘芒总会在他即将收尾时，又抛出一个新的、更琐碎的细节问题，比如某个字的古音演变，或者某位早已失传的经师的不同说法，让讲解无限延长。

就这样，刘芒凭借着超强的记忆力和“复仇”动力驱动的“伪·学术热情”，成功地将蔡邕的课堂变成了他个人的“学术狙击场”。

他提出的问题，个个打着“求真”的旗号，个个直指经学史上的疑难杂症或模糊地带，迫使蔡邕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解答，严重拖慢了整体教学进度，也让其他弟子苦不堪言。

蔡邕身心俱疲，他开始隐隐觉得不对劲，但面对刘芒那看似无比诚恳好学的态度，以及那些确实有深度、有依据的提问，他作为老师，作为大儒，根本无法拒绝，只能一次次地被拖入冗长、枯燥且往往没有标准答案的学术辩论中。

而刘芒，看着蔡邕日渐憔悴的脸色和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哈欠声，心中冷笑：老家伙，让你掀我火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