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他需要面对几个急为迫切的问题，首先，那些工厂无一例外都是经营失败的，而且设备凌乱，再次，工人的素质亦是低下的，最后，管理层亦是落伍甚至保守的，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呢？如何让这些企业重新焕发生机呢？这正是管明棠所需要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家企业的设备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他选择了暂时放弃这一问题，而是首先对管理层动刀，在这个企业中，旧有的管理层是落伍保守的，且对企业衰败付出责任的，所以，他选择了中间阶层，也就是富农！与许多地主或是依靠继承、或是依靠声望、或是依靠权力甚至本身就是土匪不同的是，富农大都是依靠勤劳致富的，有的是租种地主田地致富的，其特点是：其大都是种田能手，本人参加劳动兼做工或经营小商业，如现在摆地摊的小商贩。有的是卖肉的屠夫、有的是木匠，他们在村落里的威望，表面上看似低于士绅地主，实际上，他们的威望却远胜于地主，只是其在政治上未得到充分的肯定，而管明棠将农村以企业看待后，无疑相比于普通农民和地主，这些富农则是成功的，通过对富农子弟进行集团教育，教授他们现代的乡村行政知识、农业知识以及其它商业知识，进而又通过成立示范性的农村合作社，使得零散的农民个体，变成了农村合作社这一合作机构的成员，而在这一过程中，管明棠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关于‘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刨台上解刨了几千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对细节情报的分析，恰正是日本人的长处，也正因如此，山田庆一才会发现这一被许多人忽视的“细节”，而这一细节，在山田庆一看来，甚至直接决定了邯彰的成功。

“在完成这一切工作的同时，其即开始对企业的设备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加以解决，而这些，以地主为核心的士绅已经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掌握乡村，乡村已经由富农为主体的阶层所控制，而村庄的合作化亦同时展开，使得邯彰第一次将政权真正深入到乡村最基层，以村落为单位的合作社从单纯的经济组织，锐变为担负农村行政管理组织，与中国其它地区仿效日本成立的村公所，依靠法律赋予地位不同，合作化村落所依靠的却是经济，其利用经济利益作为工具，紧紧的将每一个工人，也就是农民都牢牢的捆绑在一起，从而真正意义上掌握了农村，控制了农村，或者说控制了农民！”

“那，这岂不是像苏俄的集体农庄一样？”

“当然不一样，集体农庄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掠夺农村的剩余价值，而农村合作社却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农村现有的人力以及土地资源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在农村合作社内，土地等资源依然属于农户，而不是合作社，合作社仅只有指导权，他们对农户的控制，实际上通过同农业合作社的配合，以市场的手段加以控制，即向合作农户提供较市价低廉的化肥、农具以及良种甚至工业消费品，高于市价的作物、副产品销售。”

“无论是供或销，通过有组织的供销，通过中间环节的减少，其经营成本大为降低，表面上农民得到了低于市场5-10%的所需品，但农业合作社的利润却依然远大于普通批发商，而农业合作社直接向农村合作社采购小麦、棉花等农副产品，因中间环节的减少，采购成本有所降低，而农村合作社亦可在利润空间内提高采购价，从而让农民受益，在这一过程中，三方的利益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一个稳固的基层企业群由此出现，而这个稳固的企业群最终锐变成为极为严密的政府统治基础——任何农民个体都因在经济上对合作社的严重依赖，决定了政府通过合作社实现了对农村的全面掌控！”

农户离开了合作社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曾经于乡间横走的依靠压低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小商贩早已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被慢慢的淘汰了，现在的邯彰农村一但离开合作社，农户生产的农副产品无法售出，至少无法售出合作社的价格，除去依赖合作社之外，农户几乎没有其它的选择，不过合作社并没有因此像过去的商贩、粮商一般压榨农民，他们在保障农户利益的同时，通过对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加之代民储藏粮食获得的巨额收益，使得农业合作社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压榨最底层的农民，而且本村的合作亦尽可能的保障农民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对无论是农业亦或是本村的合作社越来越依赖，三者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当中国的其它地区的村落还是一个个散落的个体时，而在邯彰，农村却早就成了一个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团体，即便是城市中那些所谓的**企业，亦无法离开合作社，因为合作社垄断着农村80%的消费市场，同时控制着100%的农副原料，通过经济上的努力实现的，管明棠假借经济手段实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借助两个龙头控制了邯彰的一切，这一切都决定了，邯彰的政府，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政府，或者说，这个政府早就摆脱了传统政府的框架，而是一种新形态的政府，而现在，华北正在一步步的邯彰化……”

话声略微一顿，山田庆一的脸上露出浓重的佩服之意。

“用办企业的方式去办政府，通过经济化带来的利益影响，实现对社会的有机控制，无疑是极为成功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却又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