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说道，“我们可以提供一项双重服务，一方面我们自己以它作为特写，另一方面我们也为他们试测下舆论反应。”

我详细地阐述着我的想法。理论上，“受资助人”是个相当大的话题。本质上，它是一群人才的资本化，这些人才在年轻的时候因被资助足够的金钱而在受控的环境里成长、受教育，之后被输送到某些盈利企业从事巨额投资业务，以此来偿还最初因受资助而欠下的债务。这种原始借款如普通股票和证券一样浮动，同时也支付人寿保险保费以保证全额本金以及正常的年股息。

当然，这些被吸纳进来的每个人——“受资助人”是我们给这项事业取的名字——并不是一律都能成功，当然，他起初可能很幸运，也很有天赋。但是，“受资助人”是作为一个人才库来运作的，只有一个董事，我们的数据已表明这样的企业最终会获得一笔可观的总利润。

毫无疑问，这个项目对那些入选人才库的人来说意义非凡。入选的每个人都会在十七岁时获得大概一百万美金的资助。

我告诉同事，从其逻辑结论来看，这个项目暗含的社会意义不仅是终结贫穷、愚昧、疾病和对社会的不适应，更是必然消除犯罪。

“我们能为解决整个的犯罪问题提供新的办法，”我总结道，“犯罪和白喉病、轨道马车或巫术一样不是社会本质所固有的东西。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只有在那久远的乌托邦社会里犯罪才会终止。然而，革除它的时机就在当下——现在。”

这个观点是为《犯罪资讯》提出的，同事们都明白。罗伊谨慎地说：“嗯，确实有消除犯罪的一面。”他那消瘦的脸上满是仔细思考的神情。“我知道我们可以从哪个角度着手报道。但是该怎么应付楼下那些人？以及三十二层楼的人？这是他们的素材，他们有自己处理这个项目的想法，是吧？”

我说我不这么认为。马斐逊、奥林以及楼下《未来资讯》研究室的其他六人断断续续地调查“受资助人”项目快一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显著的进展，仅得出少许不确定的结论。我说：“关键是他们不知道是否要放弃调查‘受资助人’，或者如果不放弃它，他们该怎么做。我们可以为它做个简短的概述。”

“无罪恶的明天，”罗伊即兴创作起来，“研究彰显原因，金融指明途径，”他想了一会儿，“但是我看不到任何具体的画面，乔治。”

“图表。”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那天下午，我和哈根通了三分钟电话，解释了我们即将要写的这篇报道。稍后，我又和爱德华·奥林谈了谈，他赞同埃默里·马斐逊将是与我们合作的最佳人选。不一会儿，埃默里就来我办公室了。

我只是很偶然地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