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他继续说，假装一脸茫然的样子。

“我不是说它和保琳·德洛斯那个可怕事件有任何联系，”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说，“当然，它们没有关系。那有点太显而易见了。但我情不自禁就会想起一些事情，想起上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或者贾诺斯在华盛顿时，或者几天前，甚至或者是昨天晚上——星期天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些事情确实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此刻要寻找这个神秘而陌生的艺术收藏家，而且是如此的迅速。你不觉得吗？”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我说。

“当然有道理。我觉得我们得好好查查前两周，尤其是前五六天的重要新闻，看看是否有与贾诺斯相关的信息，比如说，那个詹妮特-多诺霍公司。或许他们实际上正计划增加和我们主题相关的杂志。那将会严重困扰厄尔，你说是吧？”

罗伊说对了。他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

“你有可能是对的。不过，也有可能有别的原因，更深奥且不那么明显的原因。那么你跟进这条总线？但同时，我只能根据提供给我的事实开展工作，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实际上，我正酝酿着一个计划，它可能成为我的第二道防线，以备防御之需。它等同于反击。如果情况确实变得极其糟糕的话，那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第三个独立的目击者或者和我没有关系的证据指认贾诺斯在凶杀现场。在那条致命道路上，他的车在某处被记录了，他本人也被看到并标记了。如果我不得不以毒攻毒，不管怎么样，他都必定会被牵连到。

但事情将永远不会发展到那一步。在搜寻我的这条路上，车已换挡，车轮已开始转动。虽然车轮很大、轮面圆滑而且动力十足，但它们却是盲目行驶，盲目、笨拙、冲动。“嗯，你必须根据你获取的那些资料进行调查。”罗伊表示认同，之后他说道：“但我觉得如果根据我的直觉来追踪调查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要看看近期政治发展中我们是否遗漏了什么。”

我沉默着以示鼓励，同时也注意到他头上的那幅画，挂在他靠着的那面墙上的画。它似乎突然尖叫起来。

显然，我忘了两年前是我将这幅帕特森的画挂在那里的。它是我从路易斯美术展上买来的。上面画着两张脸，都仅仅只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唇和下巴。他们相互对望着，是典型的帕特森风格。其中一张脸上恶狠狠地露出贪婪的眼神，另一张脸上则不怀好意地露出怀疑的眼神。我猜画家曾给这幅画取名为《愤怒的研究》吧。

这是我办公室如此熟悉的标志性摆设，如果现在将它拿走，那将会招致毁灭性的后果。我看了看它，然后又移开了目光，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处在怎样的危险之中。虽然随时有人会联想到它，但它必须挂在那儿，而且必须不被联想到，一丁点联想都不能有，不管多细微的联想都不能有。

我感到一阵后怕，全身毛孔似乎都在冒汗。“是啊，”我机械地回应着罗伊，“为什么不呢？我们或许在商业变化和政治更迭中错过了什么重要的线索呢。”

“我觉得它会使事情简单化，”他说，同时离开了挂着那幅画的墙。“记住，贾诺斯上个周末在华盛顿。我个人觉得，这个和我们接到的紧急命令有关。”

罗伊一边思忖着，一边离开那堵墙，踏着厚厚的地毯走向他的办公室，消失在门后。

他走后，我坐在那儿，良久地盯着墙上那个东西。我之前一直都非常喜欢它。

但是，不行！它得挂在那儿！

爱德华·奥林

吉尔家不管从外观看还是从内饰看都像是一家下等粗俗的酒馆。我没有被分配去凡·巴特真是糟透了！好吧，抱怨也无济于事。吉尔家在电话簿中有记录，而且不是特别远，所以这部分信息应该是真实的。我步行二十分钟后到了那儿。

我随身带着《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正在重温这本书。路上，我看到新一期的《创作季刊》，便买了一本。

到酒馆时，大概一点刚过，正是午饭时间，所以我正好在这吃了。饭菜太难吃了！但这能公费报销。吃完后，我拿出笔记本，将这顿饭钱记下来。午饭：1.5美元。出租车：1美元。我想了一会儿，猜测着如果斯特劳德来到这么粗俗的酒吧会怎么做，然后加上一笔——四杯威士忌：2美元。

喝完咖啡，吃完一份至少是三天前做的馅饼，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吧，它就如一处考古探险发现的地方。墙角处有些锯屑，我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花环，是最近一次庆祝宴会上留下的，我猜是：祝贺我们的伙伴。

长条形房间尽头有个吧台，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它整个儿就像是被翻转鼓捣后的垃圾场。有轮子、刀剑、铲子、瓶瓶罐罐、碎纸片、旗帜、图画，实际上就是一堆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而已。

我付了85美分的午餐钱——一个贪污公款的骗局，而这已经让我吃得难以消化了。于是，我拿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创作季刊》走向吧台。

我越走近它，看到的东西越多，简直有数千件物什。我坐了下来。吧台后面有一位高大的伙计，五十岁左右，一双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什么。他走到吧台边，我发现他是在看我，但却并非那么专注。他的一双眼睛就如一间空屋子里昏暗的电灯，他的声音含混不清。

“一杯啤酒。”我说。他把酒端到我面前放下时还洒出了些酒。他的脸看起来着实凶恶。这十分奇怪，但与我无关，我有任务在身。“我说，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