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方向盘，“不管他们说了什么，纳粹都不受欢迎。他们在政府的时间越长，人民就越能看清他们的嘴脸。”

劳埃德没有这么确定。“纳粹关闭了反对党的报社，把议员关进监狱，贿赂警察，”他说，“怎么还会有百分之四十四的选民投他们的票呢？我不觉得这个结果能让人安心。”

议会大厦烧毁严重，完全不能用了。于是开会地点选在了科尼格广场对面的国家歌剧院。这是一座综合性大剧院，有三个音乐厅、十四间小剧场，外带餐厅和酒吧。

他们刚到，就被剧院周围的情况吓了一跳。冲锋队员把整座大剧院包围了。议员和他们的助理站在入口处，试图进去。沃尔特生气地说：“希特勒现在是想通过阻挠我们进场，来为他自己开路吗？”

劳埃德发现，所有的门都被冲锋队员堵住了。他们把穿着纳粹制服的人放进去，其他人却得出示证件。一个年纪比劳埃德还小的少年轻慢地打量着劳埃德，然后不太情愿地把他放了进去。这是种赤裸裸的恐吓。

劳埃德觉得自己快要炸了，他最讨厌被恐吓。只要来个左勾拳，他就能把这个冲锋队少年打翻在地。不过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转身走了进去。

那次，在人民剧院打完架以后，艾瑟尔检查了劳埃德头上鸡蛋大小的肿块，让他赶快回英国去。他说服了母亲，可以晚点动身，但回英国是迟早的事。

艾瑟尔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其实他知道。有时他的确很害怕，但这只会激起他的斗志。直觉让他发起进攻，而不是选择后退。这点让艾瑟尔非常担心。

讽刺的是，事到临头，艾瑟尔也一样。虽然害怕，但留在柏林见证德国的历史性转折让她激动不已，她也因为纳粹实施的暴力和压迫而义愤填膺。艾瑟尔决心写一本法西斯主义政策的专著，用以警示其他国家的民主人士。“你比我更容易招来危险。”劳埃德曾对她这样说过，可她就是不听。

歌剧院里面站满了冲锋队员和党卫军的人，许多人都带着武器。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门，表情和举止都是对反纳粹者的憎恨和不屑。

社会民主党的小组会，沃尔特迟到了。劳埃德焦急地在里面到处找开会的房间。他往辩论厅里看了一眼，发现一面巨大的纳粹十字旗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占满了整个大厅。

下午大会开始后的第一个议程将是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可以使希特勒内阁在没有议会的授权下通过新的法律。

授权法案为德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希特勒将彻底地成为一个独裁者。过去几周的镇压、凌辱、暴力和苦难将永远存在下去。简直无法想象。

劳埃德想象不出哪一国的议会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这相当于让议员投票表决剥夺自己的参政权。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

他在一个小剧场里找到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社会民主党的内部会议已经开始。劳埃德匆忙把沃尔特引入会场，然后就被派去倒咖啡了。

在冲咖啡的队伍中，劳埃德发现在自己前面的是一个脸色苍白、表情机警、一身黑的年轻人。劳埃德的德语比以前流利很多，他有足够自信和陌生人攀谈了。通过交谈，劳埃德得知，黑衣年轻人叫海因里希·冯·凯塞尔，和他一样是没工资的助理，而海因里希为他的父亲工作，天主教中央党议员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

“我爸爸和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很熟，”海因里希说，“1914年，他们都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做过随员。”

政治和外交界的圈子可真小，劳埃德心想。

海因里希告诉劳埃德，回归基督教的信仰是解决德国一切问题的良方。

“我不怎么喜欢教徒，”劳埃德诚实地说，“请别介意。我外公是威尔士的福音传道者，我妈妈却对宗教不以为意。我继父是个犹太人。我们周末时常会去阿尔德盖特的圣公会教堂做礼拜，因为那里的牧师是个工党党员。”

海因里希笑了笑说：“无论如何，我都会为你祈祷的。”

劳埃德记得，天主教徒不会说服别人改变信仰。阿伯罗温老家的外祖父母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觉得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那几卷福音书，任何不信福音的人都将受到诅咒。

回到内部会议会场时，沃尔特正在发言。“授权法案不可能通过！”他说，“通过这样的宪法法案必须有三分之二的代表在场，这就要求647名代表中有432名在场。另外，在场的代表中也必须有三分之二投赞成票。”

放下托盘的时候，劳埃德在脑海中简单计算了一下议员的人数比。纳粹党有288个议席，和他们结盟的民粹党有52个议席，总共是340张赞成票——这比法定多数还差将近一百票。沃尔特说得对，授权法案不可能通过。劳埃德宽心了一点。他坐下听讨论，顺便提升一下自己的德语水平。

但很快他又紧张起来。“别这么确定，”一个操着柏林工人阶级口音的代表说，“纳粹和中央党高层达成了交易。”劳埃德想起，中央党就是海因里希为之服务的政党，“这样他们又能多得74票。”这个男人说。

劳埃德皱起了眉。中央党为什么会支持一项剥夺他们权益的法律呢？

沃尔特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同样的想法。“天主教徒怎么会这样蠢呢？”

劳埃德希望在倒咖啡前就知道这件事，那样就可以跟海因里希辩个明白了。也许还能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呢！真该死！

操着柏林口音的男人说：“意大利的天主教政党和墨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