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引得餐厅里的其他客人都在看她们。劳埃德很想知道母亲对时尚的把握有多少是从这位贵族朋友那儿学来的。

点完了菜，艾瑟尔解释了她的来意。“1931年我落选了议员，”她说，“我想在下次竞选中赢回来，但我还要养家。幸运的是，茉黛，你教会我怎么做一名记者。”

“我没教你什么，”茉黛说，“你本身就有当记者的才能。”

“我正在为《新闻纪事报》撰写有关纳粹的系列报道，我还和出版人维克托·格兰茨签了合同，要为他写本书。我让劳埃德来这儿当我的翻译——他正在学法语和德语。”

劳埃德发现母亲笑得很自豪，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夸赞。“我的翻译技能没经过多少实践检验，”他说，“至今为止，我们见的大多是像你们这样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人。”

劳埃德点了在英国没吃过的裹着面包粉的炸小牛肉。他觉得这道菜非常美味。吃饭时，沃尔特问他：“你可以不去上学吗？”

“妈妈觉得这样学德语能更快些，学校也同意让我来。”

“到议会为我工作一段时间，怎么样？你能整天都说德语，只是我不能付给你工资。”

劳埃德激动起来：“太好了。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还需要艾瑟尔同意。”沃尔特补充道。

艾瑟尔笑了。“等我真需要他的时候，你可得给他放假哦！”

“这是自然。”

艾瑟尔把手伸过桌面，碰了碰沃尔特的手。这是种相当亲密的姿态，劳埃德意识到三个大人间的关系非常好。“沃尔特，你真是太好了。”艾瑟尔说。

“对热衷于政治的年轻人我是来者不拒的。”

艾瑟尔说：“我对政治有点看不懂了，德国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啊？”

茉黛说：“20年代中期这里一切都还好，德国有一个民主政府，经济发展得也非常快。但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把一切全毁了。现在我们正深陷于经济危机之中。”她的声音似乎因为悲愤而颤抖着，“上百人排队竞争一个工作机会。我观察着他们的脸，都很绝望。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养活家里的孩子。这时纳粹给了人们希望，而那些人会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沃尔特似乎觉得她夸大了事实。他故作轻松地说：“好在希特勒没有赢得议会的多数。上次选举时，纳粹只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尽管他们的票数最多，但领导的是个少数派当权的政府。”

“这就是希特勒要再进行一次选举的原因，”茉黛插话说，“他希望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把德国变成他想要的野蛮的极权国家。”

“他能达到目的吗？”艾瑟尔问。

“当然不能。”沃尔特回答。

“是的，他不能。”茉黛附和道。

沃尔特说：“我不相信德国人会为独裁投赞成票。”

“但这不会是一次公正的选举，”茉黛怒气冲冲地说，“看看今天在杂志社发生的事吧。批评纳粹的人都处在了危险之中。与此同时，拥护纳粹的标语却铺天盖地。”

劳埃德说：“似乎没见人反抗过！”他心想，如果上午早几分钟去杂志社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给冲锋队员来上几拳。他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捏起了拳头，连忙把拳头松开。但他的怒火没有消散。“左翼分子为何不去洗劫纳粹杂志的办公室？让他们尝尝这种滋味就好了。”

“我们不能以暴制暴，”茉黛动情地说，“希特勒正在寻找镇压反对派的机会——他想借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取消所有的公民权利，把反对者投入监狱。”她恳求地对劳埃德说，“不管形势如何严峻，我们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等他们吃完饭，酒馆里的客人也渐渐走光了。咖啡端上来之后，沃尔特的堂弟、酒吧老板罗伯特·冯·乌尔里希和主厨容格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一战前，罗伯特在奥地利驻英国的大使馆任外交官，沃尔特是德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也正是在那时，沃尔特和茉黛陷入了爱河。

罗伯特很像沃尔特，但打扮得更花哨，在领带上别着金别针，表链上盖着印章，头发油光水滑。容格则是个面容清秀、笑容可掬的金发小伙。罗伯特和容格在俄国一起做过战俘。现在他们住在酒馆楼上的公寓里。

他们想起了战前夜沃尔特和茉黛举行的秘密婚礼。婚礼没有邀请宾客，罗伯特和艾瑟尔分别是伴郎和伴娘。艾瑟尔说：“我们在饭店里放了香槟，我假意说要和罗伯特一起离开，沃尔特却……”她强忍住笑容说，“沃尔特说，‘哦，我还以为我们要一起吃晚饭呢。’”

茉黛笑道：“你们可以想象当时我有多高兴！”

劳埃德觉得很尴尬，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咖啡。他十八岁，还是个处男，有关蜜月的笑话让他觉得很不自在。

艾瑟尔一脸严肃地问茉黛：“近来你听说过菲茨的消息吗？”

劳埃德知道，这场秘密婚礼在茉黛和她哥哥菲茨赫伯特伯爵之间造成了一条可怕的鸿沟。菲茨之所以和茉黛一刀两断，就是因为妹妹没有征得他这个一家之主的同意，擅自和沃尔特结了婚。

茉黛悲伤地摇了摇头。“那次我去伦敦时，给他写了信，但他连见我一面都不肯。我没有告诉他我要嫁给沃尔特的事情，伤害了他的自尊。恐怕哥哥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了。”

艾瑟尔付了账。有外币的话，德国的一切都显得很便宜。众人正准备离开时，有个陌生人不请自来，他拉了一把椅子坐到桌子旁。来人是个圆脸上蓄着小胡子的胖男人。

他穿着一身冲锋队的制服。

罗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