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还比较和谐。可碧不喜欢列夫。

黛西意识到列夫缺乏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他旁若无人地大声谈笑，用流氓做派抽烟喝酒，根本不去想别人会怎么看。菲茨是个伯爵，因此他可以随性而为。列夫也差不多，他自恃是百万富翁而为所欲为。黛西早就知道这一点。但在多切斯特宾馆的婚礼早餐会上，看到父亲在英国上层人士面前粗鲁地大声吵嚷时，她还是感到了锥心的疼。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她是阿伯罗温夫人，至少这个头衔是不会被剥夺了。

但碧对列夫的敌意，还是像吵闹声和难闻气味那样让黛西如坐针毡。碧和列夫在主桌旁坐在一起，但碧总是把身体稍稍挪开一点点。两人简单交谈时，碧也没正眼瞧过他。列夫似乎没注意到碧的不恭，仍然笑着畅饮香槟，但坐在列夫另一边的黛西知道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列夫的确有点粗野，但绝不愚蠢。

酒酣耳热，男人们一边抽烟一边交谈。新娘的父亲列夫依例为这顿饭付了账单。他看着桌子那头的菲茨赫伯特伯爵，问：“菲茨，希望你喜欢这顿饭。这几瓶红酒还合你的胃口吗？”

“很好，谢谢你。”

“没错，真他妈的是好酒。”

碧大声咂舌。在她看来，上等人不该说“他妈的”。

列夫转身看着她。他笑盈盈的，但黛西从他眼中读出了危险的信号。“公主，为什么这样？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碧公主没有答话，但列夫充满期待地看着她，目不转睛。最终她开口了：“我不想听脏话。”

列夫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他没有立即点燃，而是闻了闻烟味，拿在手里把玩。“我讲个故事吧，”他扫视桌边众人，确认菲茨、奥尔加、博伊、黛西和碧都在听他讲话，“小时候，我父亲因为在别人的土地上放牧而被起诉。你们也许会想，即便他真的有罪，这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他被捕后，地主在北面的草地上立了个大十字架。之后，沙俄士兵到了我家，把我、哥哥和我们的母亲带到草地上。到了那儿，我们就看见父亲被吊在十字架上，脖子里缠着绳圈。没多久，地主来了。”

黛西没听说过这件事。她把目光投向了母亲。奥尔加看上去也很吃惊。

桌子旁的一小群人都不再说话了。

“我们被迫旁观了父亲被吊死的全过程，”说到这里，他转身看着碧。“这里有一点很奇怪，地主的妹妹竟然也在那里。”他把烟叼在嘴里，口水沾湿了烟的过滤嘴，但他马上又把烟从嘴边拿开。

黛西发现碧脸色煞白，这是在说她的事情吗？

“地主的妹妹是个公主，当年她十九岁。”列夫看着手里的烟。黛西听到碧惊呼一声，这才意识到父亲说的这位公主正是自己的婆婆。“她冷冷地看着我父亲被绞死，就那样站着，动都没动。”列夫说。

接着，他直直地盯着碧，说：“在我看来，这才是所谓的粗野。”

一时间，谁都没说话。

列夫把烟放回嘴边说：“谁有火啊？”

劳埃德·威廉姆斯坐在阿尔德盖特母亲家厨房桌子旁，仔细地审视着一张地图。

这天是1936年10月4日，星期天，伦敦将发生一场骚乱。

伦敦城区泰晤士河畔依山而建的罗马式老城区现在成了金融区。小山西面是富人家的住宅，以及他们趋之若鹜的剧院、商店和教堂。劳埃德的母亲家在山的东面，毗邻码头和贫民窟。一直以来，移民们在这里的码头登陆后辛苦劳作，只希望他们的后代有朝一日能从伦敦的东区搬到西区。

劳埃德专心致志看着的是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号外上刊登的地图，上面标出了英国法西斯同盟这天的游行行进路线。他们计划集结在城区和东区交界的伦敦塔下，然后向东行进——

目标直指主要居住着犹太人的斯特普尼区。

除非劳埃德和他的同伴能制止他们。

报纸上提到，伦敦有三十三万犹太人，其中有半数居住在伦敦东区。他们大多是来自苏联、波兰和德国的难民，害怕有朝一日警察、军人或哥萨克人会闯入他们的家园，抢劫财产，鞭打老人侮辱妇女，把他们连同儿孙一起拉到墙边枪毙。

在伦敦的贫民窟里，这些犹太人找到了能让他们享有和普通公民同等权益的地方。如果他们望出窗外，看到一伙穿着制服的流氓在犹太人住的街道上发誓要扫除犹太人，又会怎么想呢？劳埃德觉得真的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工人日报》说，从伦敦塔到斯特普尼区只有两条路可供游行使用。一条穿过一个叫加德纳角的五路环形交叉口，直达伦敦东区。另一条要经过皇家铸币局街和狭窄的卡布尔街。伦敦塔到斯特普尼区之间还有十几条小巷子，但这些小巷只能并排走一两个人，无法让游行队伍通过。圣乔治街虽然也很宽，但它通往天主教徒聚居的沃平区，不能到达斯特普尼区，法西斯同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

《工人日报》号召人们在加德纳角和卡布尔街树起人墙，阻挡游行队伍。

报纸经常号召人们做一些很难办到的事情，比如说罢工和革命。最近，《工人日报》甚至号召所有左翼党派组织起来形成人民阵线。人墙只不过是它们的另一个幻想而已。需要几千个人才能有效封锁东区，劳埃德不确定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出现在两个集结处。

他只知道骚乱不可避免。

桌子边坐着劳埃德的父母伯尼和艾瑟尔、他的妹妹米莉，以及从阿伯罗温过来，穿着正装的莱尼·格里菲斯。莱尼十六岁，是专程来反游行的几个威尔士矿工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