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在阿尔德盖特艾瑟尔家的厨房里。没有事先的安排，众人自发地集中在了一起。劳埃德猜想，宣战时每个人都想和家人在一起。

劳埃德希望对法西斯主义采取行动，但同时对战争的前景又有一丝害怕。在西班牙内战中他见够了杀戮，希望再也不要参加任何一次战斗。他甚至放弃了拳击。但他满心希望张伯伦不要退缩。他在德国亲眼见证过法西斯的暴行，据说西班牙那边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佛朗哥政权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前政府支持者，学校又回到了天主教会手里。

夏天，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很快成为了威尔士步枪营的一员。因为参加过军官训练营，加入之后他就获得了中尉军衔。步枪营已经在准备参战了：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争取到二十四小时周末探访母亲的许可。如果首相马上宣战的话，他将是第一批的参战人员。

星期天，吃过早饭，比利·威廉姆斯就来到努特利街的艾瑟尔家。劳埃德和伯尼坐在收音机旁边，餐桌上摊开着一份报纸，艾瑟尔弄了条猪腿准备午饭。看到穿着制服的劳埃德，比利舅舅的眼眶润湿了。“我只是想起了大卫，”他说，“如果从西班牙回来的话，他也会应召入伍。”

劳埃德一直没告诉比利，大卫死亡的真相。他假装不知道那件事的细节，只知道大卫死在贝尔希特的战役中，并被安葬在了那里。比利参加过上次世界大战，知道战地上的尸体都是如何处理的，这也许增加了他的哀伤。他最大的愿望是等西班牙摆脱法西斯统治以后，到贝尔希特去一次，向为正义而战、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儿子致敬。

莱尼·格里菲斯也未能从西班牙回来。没人知道他安葬在哪。他或许还在佛朗哥的哪个战俘营里呢。

这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张伯伦首相前一天晚上在议会里的讲话，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永远预料不到之后会发生什么龌龊事。”比利说。

“英国广播公司不会报道那些事，”劳埃德说，“他们总想让报道听上去令人信服。”

比利和劳埃德都是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劳埃德是青年部的代表。从西班牙回来之后，他设法取得了在剑桥大学复读的资格。结束学业后，他在全国各地的工党集会上演讲，告诉人们本国和法西斯为友的现政权是如何背叛西班牙民选政府的。这些演讲没有任何用处——毕竟佛朗哥的反民主叛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劳埃德却借此成了名人，甚至被左翼青年视为英雄——顺利地进入了工党的全国委员会。

劳埃德和比利舅舅作为工党全国委员会的一员都参加了前一天晚上的工党高层会议。他们知道张伯伦屈服于内阁的压力，对希特勒下了最后通牒。现在他们如坐针毡，观望着局势的下一步进展。

就他们所知，希特勒至今还没有给出回应。

劳埃德想起了妈妈的朋友茉黛和茉黛在柏林的家人。他琢磨着，茉黛的两个孩子现在应该是十八岁和十九岁。他很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坐在收音机前等待着德国和英国会不会开战的消息。

十点钟时，劳埃德同母异父的妹妹米莉走进厨房。她今年十九岁，嫁给了诺米的哥哥皮革批发商亚伯。米莉在一个高档服饰店做营业员，收入很不错。米莉盼望开一家自己的店，劳埃德相信她一定能实现这个愿望。尽管服装业不是伯尼为米莉选择的，但看得出他还是为女儿的头脑、野心和精明的生意手段感到骄傲。

但是今天，米莉的自信荡然无存了。“你们在西班牙的经历已经够可怕了，”她流着泪对劳埃德说，“大卫和莱尼一去不返，现在你和我的亚伯又要去参战了。我们这些女人每天都要守在收音机旁，担心着你们是不是已经牺牲了。”

艾瑟尔说：“你们的表弟凯尔也要参战，他十八岁了。”

劳埃德问母亲：“我的生父在哪个连队？”

“哦，这很重要吗？”也许是为伯尼考虑，艾瑟尔从没提过劳埃德生父的事情。

但劳埃德很想知道。“这对我非常重要。”他说。

她重重地把一个剥了皮的土豆扔在放满水的平底锅里。“他是威尔士步枪营的。”

“和我一样！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劳埃德知道，母亲的小心也许还有另一层原因。艾瑟尔结婚的时候，多半已经怀上了他。劳埃德对这倒并不怎么在乎，但在当时可是件令人羞耻的事。但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追问道：“爸爸是威尔士人吗？”

“是的。”

“是阿伯罗温本地人吗？”

“不是。”

“那他是哪儿的？”

艾瑟尔叹了口气。“他的父母经常搬家——他父亲从事一种流动性很强的工作——但我想你的祖籍应该是斯旺西那边的，你满意了吗？”

“是的，我满意了。”

劳埃德的舅母米尔德里德从教堂过来了，米尔德里德时尚美丽，只是有些龅牙。她戴着顶别致的帽子——她经营一家很小的女帽加工厂。她第一段婚姻里的两个女儿，埃妮德和莉莉安，如今都快三十岁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大儿子大卫死在了西班牙，小儿子凯尔跟着她一起走进了厨房。尽管丈夫比利反感宗教，但米尔德里德每周日都会带孩子们去教堂。“我小时候一直听布道，”他经常说，“如果我得不到救赎，那任何人都无法被救赎。”

劳埃德四下里看了看。周围陪伴着他的家人：母亲、继父、同母异父的妹妹、舅舅、舅妈和表弟。他不想离开他们，在鬼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死去。

劳埃德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