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斗争一样，你们在西班牙也失败了。”

“但反法西斯的斗争还远没完呢！”

“问你一个问题，”沃纳靠在墙上说，“如果你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邪恶的话，你愿意做反苏的间谍吗？”

沃洛佳想说：不，绝对不想！话还没说出口，他突然意识到这么说太生硬了——为了理想背叛祖国不正是他让沃纳做的吗？他怎能想当然地说自己不愿意呢？“我说不清，”他说，“即便痛恨纳粹，让你做针对德国的工作一定也很难。”

“你说得对，”沃纳说，“战争爆发以后又会怎么样呢？我会帮你杀死德国的士兵，轰炸德国的城市吗？”

沃洛佳很担心。沃纳似乎比以前软弱了不少。“这是战胜纳粹的唯一途径，”他说，“你很清楚这一点。”

“是的。很久之前我就下定了决心。这些年来，纳粹变本加厉，我的决心也一直没有变。但老实说，和他们对抗非常难。”

“我明白。”沃洛佳同情地说。

沃纳说：“你让我再找些别的人做你让我做的事，是吗？”

沃洛佳点了点头：“是的，比如说威廉·伏龙芝。你记得他吗？学校里最聪明的那个男孩。伏龙芝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被冲锋队员破坏的会议正是他主持的。”

沃纳摇摇头说：“你指望不上他了，他去了英国。”

沃洛佳心一沉：“为什么要去英国？”

“他是个物理学者，现在正在英国进修。”

“真该死！”

“我帮你想到了另一个人。”

“很好。”

“你认识海因里希·冯·凯塞尔吗？”

“不怎么认识，他是我们学校的吗？”

“不是，他读的是天主教学校。那时他和我们的政治观点也不一样。他的父亲是中央党的大人物。”

“就是1933年协助希特勒掌权的中央党吗？”

“是的。那时海因里希为他父亲工作。他父亲现在加入了纳粹党，但海因里希却充满了罪恶感。”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醉酒后把心里的郁闷告诉了我妹妹弗里达。我妹妹今年十七岁，我想他喜欢她。”

沃洛佳精神一振，这的确是个突破口。“他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

“你为何觉得他会为我们工作？”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如果有机会通过做间谍的方式和纳粹斗争，你愿意为苏联做间谍吗？’他说愿意。”

“他是做什么的？”

“他在军中服役，但他的肺有毛病，因此担任文书的工作——这对我们非常有利，因为现在他在德军经济计划和采购部门工作。”

沃洛佳备受感动。这样的人一定确切地知道每个月德军卡车、坦克、机关枪、潜水艇的增加数量——知道德军把这些武器部署在哪里。他感到非常兴奋。“什么时候能让我见见他？”

“马上就可以。我约了他下班后在阿德隆饭店喝一杯。”

沃洛佳兴奋地大吼一声。阿德隆饭店是柏林最奢华的饭店，坐落在菩提树下大街。因为处在柏林的政府和外交区，那里的酒吧是柏林记者最喜欢收集市井闲话的地方。沃洛佳绝不会选那种地方作为碰头地点，但他不想错过这样一个好机会。“很好，”他说，“但不能让人看到我和你们中的任何一位在那儿见面。我跟在你后面进酒吧，先认出海因里希是谁，等他独自出来以后再和他搭话。”

“没问题，我开车和你一起去。我的车就停在街角。”

走到巷子的另一头时，沃纳把海因里希的工作地址、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都告诉了沃洛佳，沃洛佳把这些信息牢牢记在了脑子里。

“这就是我的车，”沃纳说，“我们上车吧。”

沃纳的车是辆梅赛德斯540K库里尔汽车。这种车非常漂亮，挡泥板线条完美，引擎盖比整部福特微型车还要长，还有一个斜背式的车顶。这种车非常贵，整个德国只卖出了很少的几部。

沃洛佳惊呆了。“为什么不找辆不那么招摇的车啊？”他难以置信地问。

“这是种障眼法，”沃纳说，“没人以为真正的间谍会如此招摇。”

沃洛佳本想问沃纳哪来的钱买这么好的车，但他马上就想起沃纳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工厂主。

“我不坐这种车，”沃洛佳说，“我坐地铁过去。”

“行，你坐地铁过去吧。”

“我们在阿德隆饭店见面，但别和我打招呼。”

“没问题。”

半小时后，沃洛佳发现沃纳随意把车停在饭店前。他原本认为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非常愚蠢，但现在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他觉得这也许是沃纳勇气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正是这种漫不经心使他有勇气承担刺探纳粹的风险。如果时时刻刻想着所承担的风险，也许他就会畏惧不前了。

阿德隆饭店的酒吧里满是衣着时尚的先生、太太们，许多男人都穿着裁剪得体的制服。沃洛佳很快认出了沃纳，沃纳和一个多半是海因里希·冯·凯塞尔的人坐在一起。经过他们身旁时，沃洛佳听到海因里希雄辩地说：“巴克·克莱顿的小号吹得比热唇乐队里的小号手要好得多。”沃洛佳挤进吧台旁边的座位，点了杯啤酒，然后认真地观察起这位潜在的间谍人选来。

海因里希皮肤苍白，留着一头以军队的标准来说过长的黑色头发。尽管他们谈的是无关紧要的爵士乐，他的表情却非常严肃，不时用手势和不断摇晃的手指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反复用手指捋着自己的头发。他的制服上衣口袋里塞着个小本子，沃洛佳猜测上面记的全是诗。

沃洛佳慢悠悠地喝了两杯啤酒，装模作样地翻着手里的《柏林摩根邮报》，他试着不对海因里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