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好。他按响了门铃。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打开了门。

伍迪说：“你好，我是——”

“进来吧，”她没听他的名字就交代起来，“饮料在厨房里，食物在客厅桌子上，不过我想已经不多了。”说完她转身就走，显然是觉得这样的招待已经足够了。

狭小的房间里到处是吸烟喝酒的人，他们的大嗓门超过了留声机里的乐声。乔安妮先前对他说“几个朋友”，但围在咖啡桌前讨论欧洲危机的至少有八到十个年轻人。他有点失望：公寓里这么多人，让他很难有机会向乔安妮展示自己的成熟。

他四处查看，寻找着乔安妮。他比这里的大多数人都高大，视线越过这些人的头顶寻找着，但哪里都没有乔安妮的踪影。他拨开人群，这时，一个棕色眼睛的丰满姑娘过来和他搭话：“高个儿，你好，我是戴安娜·塔夫娜。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找乔安妮。”他说。

她耸了耸肩。“祝你好运。”说着便走开了。

他走进厨房。噪声小了一点，但乔安妮并不在厨房里。他想，既然来了，就先在这里喝一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宽肩膀男人正在摇鸡尾酒调制壶。他穿着褐色西装，淡蓝色衬衫，戴着一条深蓝色领带，他不像是个酒保，倒像是这里的主人。“威士忌在那儿，”他对厨房里的另一位客人说，“你自己去拿，我在为想喝鸡尾酒的客人调制马提尼。”

伍迪问他：“这里有波本酒吗？”

“给你，”男人递给他一瓶，“我是贝克斯福特·罗斯。”

“我是伍迪·杜瓦。”伍迪拿了个杯子，给自己倒了杯波本。

“冰桶里有冰。”贝克斯福特说，“伍迪，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参议院的实习生，你呢？”

“我在国务院主管意大利科的事务。”贝克斯福特开始把调制好的马提尼分发给众人。

显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伍迪想。这个男人的过分自信让他有一丝恼怒。“我在找乔安妮。”

“她应该就在附近。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伍迪觉得这方面他可以高贝克斯福特一筹。“哦，我们是老朋友了，”他轻飘飘地说，“事实上我很小就认识她了，我们在布法罗是青梅竹马。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贝克斯福特抿了口马提尼，满意地叹了口气，上下打量着伍迪。“我和乔安妮认识的时间可能没你长，”他说，“但我想，我肯定比你更了解她。”

“怎么会呢？”

“我准备娶她。”

伍迪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你俩要结婚了？”

“没错。是不是非常棒？”

伍迪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乔安妮知道吗？”

贝克斯福特笑了，他同情地拍了拍伍迪的肩膀。“她当然知道，并同意和我结婚，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

贝克斯福特显然猜到了伍迪对乔安妮的感情，伍迪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祝你们幸福。”他无精打采地说。

“谢谢你，现在我必须去招呼其他客人了。伍迪，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贝克斯福特离开了。

伍迪放下手中没喝的酒。“该死。”他轻声骂了句，然后离开了公寓。

九月第一天，柏林又闷又热。一身是汗的卡拉·冯·乌尔里希在烦躁中醒来，被单在半夜里因为热早已被她踢掉了。她透过卧室的窗往外看，低空中密布的云层像个罐头盖一样把柏林封得密不透风。

这天对她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能决定她的人生走向。

她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她和妈妈一样具有菲茨赫伯特家的黑头发和绿眼睛。卡拉比方脸的母亲漂亮。茉黛称不上漂亮，但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两人之间的差别很大。卡拉的母亲能让遇到的每个男人都爱上她。卡拉却恰恰相反，循规蹈矩，根本不懂得调情。她知道许多其他十八岁女孩吸引男人的招数——媚笑，弄紧上衣凸显她们的胸部，挽起头发，把睫毛弄得很长——但卡拉觉得那样会让她很不好意思。茉黛当然不会像无知女孩那么张扬，但那些男人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她吸引。

今天卡拉更不想表现得过于性感。相反，她想给人留下聪明、能干和感性的印象。她穿了一条长到小腿的栗色裙子，脚上穿着便鞋，扎了两根女仆式的小辫。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标准的德国女学生：保守，平淡，一点都不招摇。

家人醒来以前，她就穿好了衣服，然后帮厨房里的女仆艾达准备好了早饭。

接着，卡拉的哥哥埃里克也下楼来了。埃里克这年十九岁，和希特勒一样留着修剪好的黑色小胡子，他支持纳粹，这种态度激怒了家里所有人。他和最好的朋友，纳粹党人赫尔曼·布劳恩一样，在柏林夏洛蒂医科大学就读。冯·乌尔里希夫妇付不起他的学费，但他获得了大学提供的奖学金。

卡拉向夏洛蒂医科大学申请了同样类型的奖学金。这天，校方将对她进行面试。如果顺利通过的话，她就能进入夏洛蒂医科大学就读，进而成为一名医生，如果失败了……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纳粹的掌权毁了乌尔里希夫妇的生活。沃尔特不再是德国议会的议员，在社会民主党和纳粹党之外所有其他政党被宣布为非法后，他失去了工作。沃尔特只有从政和外交方面的经验，其他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他靠给有几个朋友的英国大使馆翻译些德国报纸上的文章勉强挣几个钱。茉黛原先是左翼杂志的知名记者，但德国的所有报纸杂志早就禁止刊登她的文章了。

卡拉对家里的近况感到心碎。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