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和商业头脑发挥得淋漓尽致，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当年，奇异美洲电信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对时间回旋束手无策，像受到惊吓的小鹿一样眨着无辜的眼睛。而那个时候，爱德华已经开始卖起浮空器搭载的电信带宽。他欠缺的不是杰森的聪明才智，而是杰森的智慧，还有杰森对真实宇宙那份深沉的好奇。也许，他还少了几分杰森的人性。

爱德华走了以后，这里又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感觉这里好像是我的家，又好像不是。坐在沙发上，我发现客厅的模样几乎没什么改变，心中的惊讶使我愣了好一会儿。早晚有一天，我必须把房子里面的东西丢掉。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一天。比起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栽培生命，清理房子似乎更困难、更没头绪。不过，我会这样想，或许是因为我在考虑该怎么清理，也可能是因为我发现有个东西不见了。电视旁边有一个摆饰品的架子，最上层有个地方变空了。

住在屋子里那么多年，在我印象中，那座高高的架子上摆设的东西几乎没有变过，顶多只是多了一些灰尘。最上面那一层摆的是我妈一辈子的纪念品。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说得出上面东西摆设的顺序，想象得到那个画面：她中学的校刊年鉴(缅因州宾翰郡麦特尔中学，1975、1976、1977、1978)，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2年的毕业纪念册，一个玉制的佛陀挡书夹，一张直立式塑料框装裱的毕业证书，一个伸缩型档案套，里面放着她的出生证明、护照和税单。再过去是另一个绿色的佛陀挡书夹，撑着三个破破烂烂的新百伦牌球鞋包装盒。盒子上面分别写着“纪念品(学校)”“纪念品(马库斯)”和“杂物”。

但是今天晚上，第二个佛陀挡书夹歪向一边，而写着“纪念品(学校)”的那个盒子不见了。我猜应该是她自己拿下来的，但很奇怪的是，屋子里别的地方都没看到那个盒子。那三个盒子当中，只有那个“杂物”的盒子她经常会当着我的面打开。里面放着一些音乐会的节目表、发黄变脆的旧剪报(里面有她父母亲的讣告)、一只翻领别针纪念品。别针上的图案形状是“蓝鼻子号双桅八帆渔船”，那是当年她到新斯科夏省去度蜜月的时候买的。还有一些她在去过的餐厅和饭店收集来的折页火柴、衣服饰品、一张洗礼的证书，甚至还有一束我的胎毛，用一小片蜡纸包着，上面夹着一支别针。

我把那个上面写着“纪念品(马库斯)”的盒子拿了下来。我对我爸爸一向不会感到特别好奇，而我妈也很少谈到他(他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很简单的：一个很帅的男人、工程师、爵士音乐收藏家、爱德华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但也是个酒鬼，以及一个喜欢开快车的牺牲者。有次他到加州米尔皮塔斯市去拜访电子供货商，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盒子里面是一沓信，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地址和姓名的笔迹简洁利落，应该就是我爸爸写的。这些信的收件人是贝琳达·苏顿，我妈出嫁前的姓名。信封上的地址是加州伯克利，但我不认得街道和门牌号。

我拿出一个信封，打开，抽出里面那张发黄的信纸，然后摊开。

那张信纸上没有网格线，但上面的字迹从头到尾排列得很工整，间隔不大。内容写着：亲爱的贝，我以为昨晚在电话里，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可是，我还是不停地想着你。写这封信，仿佛可以让你离我更近，然而我还是看不到你，不能像去年8月一样，有你在我身边。每一个无法躺在你身边的夜晚，我就在脑海中反复播放往日记忆。

后面还有，但我没有再看下去。我折好信，塞回黄色信封里，盖上盒子，放回了原来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有人来敲门。我想大概是卡萝或是大房子那边派过来的文书助理。我跑去打开门。

没想到不是卡萝，而是黛安。黛安穿着一条暗蓝色的拖地长裙，一件高领上衣。她双手紧握在胸前，抬起头看我，眼中闪烁着光芒。她说：“我好难过，一听到消息我立刻就赶来了。”

可惜太晚了。十分钟前医院打电话来。贝琳达·杜普雷一直没有恢复意识，终告不治。

告别仪式上，爱德华的致辞很简短，他有点心神不宁，致辞内容乏善可陈。我上去说话，黛安也上去说话。卡萝本来也想说几句话，但最后因为哭得太难过，也可能是酒醉还没醒，没办法上台。

黛安的致辞最感人。她的声调抑扬顿挫，真挚感人，娓娓细述我妈的亲切，仿佛那是一份礼物，从草坪对面一个更丰饶、更祥和的国度传送过来。我很感激她说了这些话。相形之下，告别式上其他的一切似乎都显得很死板、僵硬。人群中冒出一些半生不熟的脸孔，上台说了一些冗长、乏味的话，内容半真半假。我向他们一一微笑致谢，重复同样的动作，好不容易时间到了，大家才开始往墓园走去。

那天晚上，大房子里办了一场聚会，一场葬礼后的招待会。会场上，爱德华生意上的伙伴们轮流来向我致哀。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不过其中有几个人认识我爸爸。那几个在大房子里帮佣的人也来向我致哀，他们的哀悼就显得比较真情流露，难掩悲痛。

宴会服务员在人群中穿梭，端着银色的托盘，上面放着酒杯。我喝了很多酒，喝得有点过头了。又有一群人要过来向我致哀，这个时候，黛安从人群中一路挤过来，把我拖走。她说：“你需要透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