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时间内权势熏天却毫无根基；“杀”的伏笔则暗藏于极致宠爱之中——过度的特权不仅让董贤成为众矢之的，更使其失去了自我保护的清醒认知，汉哀帝一死，便立即被清算，完美实现了“借宠信除隐患”的政治算计（汉哀帝实则借董贤打压宗室与旧臣，董贤不过是其平衡权力的棋子）。

（2）武则天“捧杀来俊臣”：纵其酷吏，群愤诛之

武则天称帝初期，为巩固统治，打击反对势力，重用酷吏，来俊臣便是其中最着名的一位。来俊臣心狠手辣，擅长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先后诛杀大臣数百人、宗族数千家，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武则天对来俊臣极为“宠爱”，不断为其加官进爵，封其为左台御史中丞，甚至允许其专断刑狱，还公开称赞“来俊臣忠心耿耿，为朕扫清奸佞”。

在武则天的“捧杀”下，来俊臣愈发嚣张跋扈，不仅迫害大臣，还将魔爪伸向皇亲国戚，甚至计划诬告武氏诸王与太平公主谋反，企图夺取更大权力。他沉浸在“皇帝宠信、权力无限”的幻觉中，却未察觉武则天的真实意图——利用其酷吏手段清除异己，待其激起众怒后，再杀之以平民愤，巩固自己的统治。

公元697年，来俊臣的野心终于引发众怒，武氏诸王与太平公主联合上书，举报来俊臣“谋反”。武则天见时机成熟，立即下令将来俊臣逮捕入狱。朝野上下纷纷上书要求严惩来俊臣，武则天顺水推舟，判其死罪，斩首示众。百姓们对来俊臣恨之入骨，行刑后竟争相食其肉，片刻之间尸骨无存。

局策核心：武则天精准利用来俊臣“贪婪残暴、权力欲极强”的性格，以“加官进爵、专断刑狱”为“捧”，让其在酷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众矢之的；再以“谋反”罪名将其诛杀，既清除了潜在威胁，又平息了民愤，实现了“借刀杀人、坐收渔利”的政治目的。

（3）明世宗“捧杀夏言”：赞其刚直，构陷弃之

明朝嘉靖年间，夏言凭借才华与刚直，深受明世宗信任，从翰林院编修一路升至内阁首辅。明世宗初期对夏言极为赏识，不仅多次赏赐金银绸缎，还公开称赞“夏言为人刚直，敢于直言进谏，乃朕之左膀右臂”，甚至允许夏言自由出入宫禁，参与核心决策。

在明世宗的“捧杀”下，夏言愈发刚直敢言，不仅多次反对明世宗沉迷修道、大兴土木，还在朝政上独断专行，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尤其是奸臣严嵩。夏言沉浸在“皇帝信任、大权在握”的快感中，却未察觉明世宗的真实心态——明世宗表面欣赏其刚直，实则忌惮其权力过大，且不满其屡次顶撞自己的修道之举。

严嵩趁机迎合明世宗的心意，不断在明世宗面前诋毁夏言，同时暗中收集夏言的“罪证”。公元1548年，夏言推荐陕西总督曾铣收复河套地区，明世宗一开始表示支持，但在严嵩的挑拨下，又担心“收复河套会引发边境战乱”。严嵩趁机上书，诬告夏言“与曾铣勾结，意图谋反”，还声称“夏言独断专行，藐视皇权”。

明世宗本就对夏言心存不满，加上严嵩的谗言，当即下令将夏言逮捕入狱。随后，明世宗不顾朝中大臣的求情，以“谋反”罪名将夏言斩首于西市。夏言的悲剧，是“先捧后杀”在明朝政治中的典型体现——明世宗“捧”他，是为了利用其刚直整顿朝政；“杀”他，是为了清除权力威胁，满足自己的私欲。

局策核心：明世宗精准利用夏言“刚直敢言、急于建功”的性格，以“加官进爵、公开赞誉”为“捧”，让其在权力巅峰中放松警惕，树敌众多；再以“勾结谋反”的罪名构陷，既清除了权力威胁，又借机打压异己，巩固了自身统治。

2. 军事谋略：战场博弈的致命算计

（1）项羽“捧杀章邯”：赞其勇武，逼其叛秦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诸侯纷纷响应，秦朝统治摇摇欲坠。秦二世派章邯率领骊山刑徒组成的军队镇压起义军，章邯作战勇猛，先后击败陈胜、吴广、项梁等起义军首领，成为秦朝最后的军事支柱。

项羽在与章邯的交锋中，深知章邯的军事才能，于是设下“先捧后杀”之局。项羽首先派人向章邯传递消息，称赞其“勇武过人、用兵如神，若不是秦朝昏庸，必能成就一番大业”，同时贬低秦二世与赵高的昏庸无道，暗示“章邯如此才能，却受制于昏君奸臣，实在可惜”。

章邯在项羽的“捧杀”下，逐渐对秦朝的统治产生不满，加上秦二世对其猜忌日益加深，多次派人斥责章邯“作战不力”，章邯的处境愈发艰难。项羽见状，进一步“捧”章邯：承诺若章邯投降，将封其为“雍王”，与自己共分天下。

章邯在项羽的“捧杀”与秦朝的猜忌双重作用下，最终选择投降项羽。然而，项羽在章邯投降后，并未兑现承诺，反而在新安城南坑杀了章邯麾下的二十万秦军降卒。章邯虽被封为雍王，但失去了军队的支持，成为孤家寡人，最终在楚汉战争中被刘邦击败，自杀身亡。

局策核心：项羽精准利用章邯“怀才不遇、处境艰难”的心理，以“称赞勇武、许诺王位”为“捧”，让其在对秦朝的不满与对未来的憧憬中选择投降；再通过坑杀其部下、削弱其势力，使其失去反抗能力，最终成为砧板上的鱼肉，实现了“瓦解秦军、壮大自身”的军事目的。

（2）曹操“捧杀吕布”：赞其勇猛，擒而诛之

东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