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这里有一种流言，说我以前是法国外籍军团里的一名士兵。外籍军团是我们的友军之一，是由刺客、小偷、越狱的逃犯组成的，这个军团因其亡命式的战斗方式而闻名遐迩。有传言说，我可能是其中的一名逃兵，几乎可以肯定我用了另外一个名字。我通过以下这些方式表明我不认同这样的谣言：如果有人问起此事，我会马上拉下脸来，而且我只偶尔犯个小错，用法国人的方式敬礼（手掌向前），并且会立刻更正自己。另外，每个人都知道我「讲法语」。在我从「代理下士」升到真正的、负责训练的下士过程中我的法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我又在争取中士的职位了。这里有来自法国和英国的军官和中士，教我们怎么打堑壕战。来这里的所有法国人按说都会讲英语，但堪萨斯和密苏里的这些拿着锄头的农民却怎么也听不懂他们讲的英语。所以，不知不觉中，懒惰的拉撒路成了他们中间的联络人。我和一个法国中士加在一起，几乎成了一个优秀教官。

没有那个法国中士的情况下，我完全是一个优秀教官。这种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知道的都教给他们了。但他们只允许我在教授徒手搏击的时候自由发挥，反正不用武器的徒手战斗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什么变化；变的只是名称，原则还是那一条：先下手为强，动手要快，要用最下流的手段。

但教怎么拼刺刀时就不行了。所谓刺刀，是安装在枪头上的一把刀，刀和枪加在一起，跟罗马人用的重标枪差不多。这是两千年前使用的武器，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新玩意儿。到了1917年，你准会以为拼刺刀的技巧早已臻于尽善尽美。

不是这样。「书本」只教了如何格挡刺刀，没有教如何反刺。其实，反刺和格挡一样快，而且更有欺敌功能，可以把一个没听说这种技术的人搞糊涂，让他送命。公元二十六世纪爆发过（会爆发）一场战争，那期间，刺刀的使用发展成了一种艺术，而我曾很不情愿地参加了这场战争，经过百般努力才逃离了它。在这里，有一天早晨，我们打了个赌。我向他们展示了我可以制住对手，却永远不会被一个美国中士教官碰到——然后是一个英国教官——最后是一个法国教官。

他们允许我教授我所展示的技术了吗？没有。其实是「绝对不准」！我没有「照本宣科」，这种「耍小聪明」的做法几乎让我失去这份轻松的工作。所以我重新严格按照神圣的「书本」去做了。

但这本书其实也不算太差。我父亲——也是你们的父亲——受训的普拉茨堡用的也是这本教材。讲解如何拼刺刀的时候，它的重点放在进攻上。这种方法虽说有局限，但还算过得去。在一个渴望接敌、杀敌的人手中，刺刀这种武器是很能吓唬普通对手的。从这些小孩子的受训时间看，他们也许只能学到这个程度。但我可不敢让这些脸蛋红扑扑的、勇敢的小伙子去面对那些老练、疲惫、悲观的二十六世纪老雇佣兵，后者的唯一目标就是让自己活着，同时看到他们的对手死去。

这些孩子们能够赢得战争，他们将会赢得这场战争。从你们那个时候往回看，他们也的确赢了。但是，许多完全没必要死去的人将会死去。

我爱这些孩子们。他们年轻、有热情、勇敢，而且渴望到「那边」去，想证明一个美国兵可以干掉六个德国鬼子。（这不是真的。真正的比例甚至不到一比一。德国鬼子都是老兵，不受「公平竞争」或别的什么幼稚观念影响。但这些稚嫩的孩子们会一直战斗、死去，直到德国人投降。）

但他们实在太年轻了！拉祖和劳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比你们两个更年轻，有些人还要年轻得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年龄问题上撒了谎，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需要刮胡子。有时候在晚上，我会听到有人在行军床上哭泣，他想自己的妈妈了。但是第二天他会非常认真地训练，比以往更努力。我们不用太担心逃兵的问题；这些孩子渴望战斗。

我竭力不去想这场战争是多么没有意义。

这是看待事物的角度问题。有一个晚上，还是一台计算机的密涅娃向我证明，所有的此时此地都是一样的，所谓「现在」，只不过是某人所处的那个此时此地。如果我没有倾听野鹅的召唤，待在我应该在的地方，我「理应」所处的此时此地是我在特蒂尤斯上的家。根据那个此时此地，这些充满热情的自负的大男孩早就死去了，虫子已经吃掉了他们的尸体；这场战争及其可怕的后果都是古老的历史，不用我操心。

但是，我在这里，这些事正在发生。我能感受到这一切。

信越来越难写了，也很难送出去。贾斯廷，你要求我把所做的事情详细记录下来，还要在现场写，你要把这些都加到你编纂的那堆谎言中去。光致还原和蚀刻现在都不可能了。有时我可以离开军营一天，只够我去一趟最近的大城镇，托皮卡（距离大约160公里，往返路程），但总是在商店都不营业的星期天。所以我还没有机会找到一个关系，让我可以使用托皮卡的实验室——假设那里有这么个地方，而且有我需要的设备，这一点我很怀疑。我想把信锁在保险箱里（什么时候送出这些延迟邮件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星期天银行向来不开门。所以我最多只能写一封不太长的、体积不是很大的手写信。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机会得到嵌套信封（现在也困难了），我就会写信。但愿纸张和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