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他的发散思维，从这个问题上引申出来的。

王书辉最早想的是关于古代农民的组织意识问题。

倒不是王书辉瞧不起农民，或者说他瞧不起古代中国人。而是他从工业化社会的角度认识明朝末年的中国农民，这种视角，加上他最近培养这些明末农民成为近代工人的实践工作，让他发现，相比较工业化社会里的产业工人，农业社会里的农民，是相当的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的。

在培训这几十个工人的过程中，王书辉经常性的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原因就是，即使他用严刑峻法，在工人的培训过程中，采用了他十分反感的棍棒教育的情况下，这些人还是经常性的忽视操作流程和生产纪律。一个多月下来，死于和重伤于工业事故的人手，已经达到两位数了。

这些古代人的那种散漫和无力，让王书辉产生了一种现代中国人，面对中国足球的那种无语和绝望。他发散性的思维，在艰苦的培训过程中，想到了一首流传自上古时代的歌谣，《击壤歌》。

传说，上古时代的帝王，发明和总结了四季运行规律的气候学家帝尧，在一次巡视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老农。帝尧的官员向帝尧介绍本地农业工作的繁荣。并且，像一切官僚阶级出身的官僚一样，他在工作汇报中，把这种本地区农业工作的繁荣，归功到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的帝尧身上。

在帝尧附近，完整的听到官员拍马屁的老农，立即进行了反驳。他用一首歌谣反击了这个官员的马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王书辉觉得，古代中国人缺乏纪律性，散漫的生活作风，在这首歌谣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排除官僚的马屁因素，官员和老农的冲突，实际上是政府对民众的行政管理和民众对这种管理的反对的两者之间的矛盾。

“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反问，实际上是农业社会阶段，政府对国民动员能力的无能的一种表现。

政府没有组织和管理民众的能力，这就让中国人，实际上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的几千里，始终处于一种粗放式的管理之中。而这种粗放式的管理，一方面给各种利益集团大肆掠夺国家利益，为自身谋利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让大部分中国人缺乏国家和民族概念。

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让中国人们养成了缺乏纪律性的散漫作风。

其实早在王书辉穿越之初，他就觉得，自己军事力量的骨干，单方面依靠培养人才，是完全不够的。他需要具备纪律意识和有组织生活经验的青壮年，来作为自己武装力量的骨架。

王书辉翻遍了各种资料之后发现，在明朝末年这个封建农业社会里，具有纪律意识和组织生活经验的人，是极为稀少的。他能够想到的，只有明王朝的军队，以及矿工这两个群体。

明朝军队王书辉是完全不指望的。除了他皇室宗亲的身份，让他无法合理合法的染指军队之外，从正德时代开始，明王朝就已经不再依靠卫所兵了。

从明朝中期开始，卫所制度就已经完全崩溃了。卫所里所谓的士兵，已经在几代武官的侵蚀下，完全变成了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只会种地的农奴了。正是这种情况，才让明王朝的军事制度，从卫所制，事实上转化为募兵制。

嘉靖皇帝时代，作为抗倭和抗蒙主力的天下第一强兵的戚家军，就是募兵制的代表。

既然军队无法染指，王书辉就向自己的山东（王书辉祖籍）老乡戚继光学习，把目光转向了数量非常可观的矿工群体。

早在与司马峰合作之初，王书辉就委托司马峰为他招纳人手。半年的时间下来，司马峰倒是为王书辉招纳了几十个各地区的各种工匠。

不过，作为老油条的司马峰，并没有倾尽全力的为王书辉服务。他刚开始的时候认为，王书辉轻率的涉足盐业生意，是一种年轻人的肆意妄为。他要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所以，在帮助王书辉进行人手的招纳的问题上，他表现的是相当的不给力的。

这种情况，直到王书辉展现出，完全不同于这个时代上层社会的人的，那种铁血冷酷的作风之后，才开始得到初步的扭转。

当时，从自己的探子口中得知，王书辉“残忍”的将长江中游地区各种黑色势力代言人释道心和尚剥皮削骨之后，又冷酷的将释道心挫骨扬灰的消息。司马峰就知道，王书辉绝对不是那种一般的纨绔子弟。

即使如此，司马峰出于对自己的安全考量，还是立即切断了他和王书辉的联系。

不过，很快他就重新以百倍的热情，又和王书辉合作起来。

因为，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王书辉以轻描淡写的姿态，挥手就将江北地区实力最为强大的各种黑色武装组织的三次进攻，轻松扑灭。之后，这位被朝廷正式认证的郡主仪宾，万历天子破格封职的锦衣卫指挥使，又残忍冷酷的用钢铁般的手腕，将整个枝江地区最大的土豪集团枝江马家和一切与马家有关的本地世家，全部扣上通匪的罪名举族诛灭。

头脑清醒的司马峰认识到，如果自己再不尽心尽力的为王书辉出力的话，备不住王书辉就会以通匪的名义对自己举起屠刀了。更何况，与这个现如今整个荆州地区势力最大的皇室宗亲合作，给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好处。

蒸汽动力的使用，让司马峰轻松的整合了江北地区的纺织行业。生产成本以几何级数的规模降低之后，他和王书辉合作的布匹倾销和私盐买卖，让司马峰获得了他无法理解的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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