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危亡时代里。皇帝给边军拨发的军饷，在没出北京城的时候就被“飘没”掉了四层。到了边军那里，从总督巡抚开始，到最低级别的把总，十几二十几层的层层搜刮下来，到了士兵那里，一年能领到一二两的银子，那就得感谢长官们的仁慈了。

就这种情况，你说能怨那些边军们总是，遇敌则溃，望风而降么。说起来，给野猪皮蛮族当包衣，都比给明王朝当士兵获得的利益更多。当然就会经常出现那种，明军士兵跟八旗兵打仗的时候战战皆输。而一旦这些士兵投降了野猪皮，变成了绿营兵之后，就变得血勇无比的情况了。

就单纯的对比詹大头这个土匪头子给自己的小土匪的待遇，就远远的比明王朝给自己士兵的待遇更好。要不怎么说，当地官府一百年间组织的多次清缴都失败了呢。你问问那些参加清缴的士兵，他们能不能做到打一次仗就赚到实实在在的一两银子的。

当然了，要是和复兴会下属的复兴军比起来。别说是明王朝的士兵和小土匪了，就是野猪皮的八旗兵也没有复兴军士兵的待遇好。

每个月三两银子（三枚银币）的军饷不说。一年四季，每季两套，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衣服鞋帽；每个士兵都配备的手巾、肥皂、牙膏、牙刷、饭盒、水杯、被子、毡毯；每顿饭都能吃上肉；住装着玻璃窗，每四人一间有暖气的营房。甚至于，最近开始，因为复兴会大量吸纳江淮灾区的青年女性，复兴军士兵开始被组织安排，大规模的结婚了。

结了婚的复兴军士兵，每家每户，每年还可以领到复兴军农场，二十亩土地一年的收益。（王书辉把土地作为资本，对实行了分田之后剩余的土地，进行集中的农场化经营。士兵和各级复兴会干部只能获得土地收益，即土地上的作物收益折合成货币的收入，不能直接分到土地。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复兴会士兵，都是把土地委托给复兴会农委会经营，每年收取田租的地主。）

王书辉在复兴军内部，坚持开展“亲兄弟，明算账”的活动。每个复兴军士兵都知道自己的军饷和享受的各种优厚待遇，来自于复兴会经营的商业利润和农场的经营所得。他们都知道，是工厂的工人，农场的农工们努力的劳动，才让他们享受到这样优厚的待遇。

通过这个坚持不懈的“亲兄弟，明算账”活动，复兴军士兵们，不仅在思想教育中认识到，“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更从自身的实际利益角度认识到，保护工商业，保护农场，保护工人和农工的重要意义。

不说复兴军先进的组织模式，超越时代的武器配备，就从最基本的待遇上讲，复兴军也是目前地球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了。

军事活动不是乡间的那种，为了水源，为了土地纠纷爆发的那种暴力冲突。它绝对不是以打群架的那种形式展开的。

即使像詹家寨这样的矿匪武装，在开展军事活动之前，也要探查敌方的虚实，划定行军的路线，为作战做复杂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对于詹家寨这种坐地炮，长期盘踞在山区的武装团伙来说。詹大头等首脑人物清楚的知道，进行跨区域的作战，不是一拍脑门子，喊一句“兄弟们给我冲”之后，就蜂拥而上的那种情况。

在派出了几个长期和复兴会进行交易的人，对枝江县展开侦查之后，詹大头立即对参加行动的青壮进行体能训练，开始为他们配备大刀藤牌等武器。詹大头和詹不凡在一个月后再次会面，双方就部队间的配合方式，以及双方的行军路线和汇和地点进行了协商。最后确定，双方在长江南岸，江北村对面的李家渡汇合。

荆州方面，由苗伟常和五个千户以及几个豪强组成的，总数为六百人的士兵，坐两艘沙船，到李家渡。之后，随后到达李家渡的六百名詹家寨武装青壮，在李家渡登上荆州方面的船，一起突袭李家渡对岸的水府庙。

在水府庙登陆后，双方整理队伍，进攻位于水府庙附近的董滩口集镇。在董滩口的抢掠所得，由双方平均分配。在此之后，双方在董滩口附近驻扎一夜，第二天由陆路延长江向东，经枝江县城，进攻王书辉所在地王府镇。

攻入王府镇后，詹家寨的武装就可以“自由活动”了。荆州方面，则直入王府镇抓捕王书辉，死活不论，但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军事行动的问题在于，战斗的过程并不是整个军事行动中所占比重最大的部分。不管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热武器时代，在一场具体的战斗中，作战双方的战斗，可能也就是在十几二十几分钟之后，就分出胜负了。但是，真正的决定在这十几二十几分钟的作战中，谁胜谁负的关键因素，是在作战之前双方的准备。

双方部队在士兵训练，在武器装备，在思想教育，在指挥水平，在情报侦查等各个方面下的功夫，最终才会在作战的时候产生关键性的效果。

正所谓“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和文艺工作者一样，决定战役胜负的，正是那台下的十年功，正是那战役爆发前的准备工作决定的。

虽然对于进攻方来说，詹家寨矿匪们的个人战力，比荆州卫以农奴为主要成员的部队，水平要更高一些。但是，荆州卫的那些农奴，毕竟有一定的集体意识。苗伟常出动的那一百个家丁，是经过苗伟常的一定的训练的。所以，真的到了战场上的时候，荆州卫的农奴反倒有可能会表现的更好一些。

对于这次组织人手对王书辉的进攻这件事情，为了讨好吏部尚书张问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