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手，早上晚上要刷牙，最多每三天就要洗一次澡，那些拒绝留短发的人必须每天都要洗一次头发，室内必须每天打扫，喝水必须喝开水等等等等的细致入微无孔不入的要求，可不是单纯的让大家自己执行的。

卫生督察员这个干部，甚至让大家比对本单位的直属领导还是头痛。毕竟，罚款、关禁闭，甚至直接把卫生不合格的家庭和个人的名字通报道居委会和单位进行公示。大家本来就觉得工作已经够让人辛苦的了。可是回到家中的个人行为方面还要受到卫生督察员的管理和检查，大家实在是感到受不了。

对于卫生督察员的头疼使得不少复兴会治下的普通群众，甚至是不少复兴会内部的党员干部都对复兴会的卫生处进行过不少吐槽。

甚至于，有些情绪比较激动的群众和干部，直接跑到卫生处去兴师问罪的。

可是卫生处的回答，也让大家哑口无言，再次的老实了下来。

因为卫生处明确的向这些人指出，复兴会治下的，进行过居民登记，有户口本和身份证的正式居民，大家所享受的免费医疗服务，是由复兴会直接支出的。也就是说，复兴会为大家的健康花钱，那么复兴会就有责任管理大家和身体健康直接相关的卫生工作。那些对于复兴会卫生管理工作不喜欢的人，可以和复兴会卫生处签订放弃医疗服务待遇的协议。只要签了这样的协议，复兴会就不再会为大家的健康负责。大家就可以随意的过脏兮兮的日子了。

王书辉通过历史事实知道，对于中国人卫生习惯的改造工作，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才进行的。最基本的医疗卫生常识的普及，也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实现的。

新中国建立后，凭借着在中国革命中的实际贡献，凭借着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巨大的公信力，凭借着革命者高超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中国人民的卫生习惯的改造和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常识的普及，才逐渐的实现。

即使这样，到了二十世纪的第十五个年头，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良好的卫生习惯的养成仍旧是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单举一个厕所的例子。在新中国建立65年之后，直接关系着家庭卫生状况的现代卫生间想要在农村地区普及仍旧是个非常困难的工作。

王书辉清楚的知道，自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者们，那些经受过无数考验，进行过无数实践的伟大革命家的那种伟大的影响力和智慧。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普通人，他也不相信自己能够培养出那样的能力来。就是在个人崇拜和领袖依赖非常严重的复兴会里，王书辉都不觉得自己的思想和理念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

所以，王书辉没有办法依靠人民动员的办法来开展大量的繁杂的细致的工作，目前的复兴会的党员们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王书辉只能化复杂为简单，把和风细雨变成简单粗暴。他从简单经济学的思维出发，为一部分目前让不少人都接受不了复兴会的政策和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卫生条例的推广就是这种办法的一种具体体现。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为你的健康买单，我就对你的健康有管理权。你不想被我管，你就要放弃我花钱给你提供的免费医疗。

相对于强硬的买断和剥夺所有复兴会治下百姓对子女的抚养权和教育权的《全民教育法令》来说，复兴会的《全民卫生医疗法令》还显得比较温和和合理呢。

因为王书辉急于教育出能够完全脱离落后的农业思维和农业社会生活习惯的人才，他非常强硬的通过向治下百姓支付教育补助的方式，把他们从刚出生到十八岁的子女从他们的家庭中剥离出来，集中在复兴会的幼儿园、初级少年军、中级少年军和高级少年军中，进行教育和培养。

要不是这样的原因，幼儿园和少年军营怎么会成为除复兴军和工业体系外规模最大的，条件最好的，设备水平最先进的，投入人力物力和资金最多的单位呢。

王书辉为了近两万的幼儿和少年儿童，可是投入了难以想象的物资和金钱的。对于他来说，建立一个彻底的新中国的希望，就是在这些稚嫩的幼苗身上。

第251章根据地扩张和建设5

黄州府城内最富丽堂皇的衙门不是黄州府衙，而是黄州卫指挥使司。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越是吵吵什么事情，往往就说明这个人缺少这方面的才能或者能力。比如说，一般的贪官们会在外面死命的标榜自己的清廉。这不是他们真心的想要当个清廉的官员，而是因为他们心虚，他们需要通过这种虚张声势进行心理建设。

再比如说，小孩子们经常会炫耀自己的父母。某小孩说我爸爸是科长。另外的小孩就会说自己的爸爸是处长。其他的小孩就会有说自己的爸爸是局长，是部长之类的。

小孩子之所以会炫耀自己的爸爸，那是因为他们是还没有任何行为能力的，不被法律承认可以承担责任的未成年人。自然而然的，他们在自己的事情上没什么可说的，才会把自己的爸爸之类的人挂在嘴边进行攀比。

黄州城里，权力最大的人是黄州知府。权力最大的衙门自然是黄州府衙。明代官场有官不修衙的说法。现代人在进行这方面问题的研究的时候，会从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官不修衙的主要原因是官员惧怕舆情，害怕流传出开销靡费的名声来。

实际上，封建官府里的贪污*基本上都是过了明路的。地方官给京官送的那些冰敬炭敬之类的规矩花费不要太多。到了清朝的时候，上司和上司的父母、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