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军无疑是吃亏的。人口换武器不说，因为人口在造反军里不值钱。但是复兴党通过低价收购造反军的劫掠所得，高价卖出粮食的形式，确实是在各路造反军身上吸血的。

高迎祥就曾经因为不满复兴党的低买高卖政策，派遣麾下的“老回回”马应守率领五千“大军”进攻复兴党驻守的商洛地区，准备给复兴党尝尝厉害。

不过随后马应守的五千“大军”，转眼就被复兴军在商洛城外的一个二百五十人的连队击溃。马应守本人也在作战中倒霉的被复兴党的炮弹击中，彻底的变成一堆碎块儿。在这之后，高迎祥以及高迎祥领导下的各路造反军才彻底的老实了下来。

即使这样，复兴党湖北根据地还是惩罚性的关闭了三个月对造反军的交易，并派遣了一个临编团深入河南地区，将在这个地区里占据兵力优势的罗汝才造反军势力彻底击溃。在这次军事威慑行动中，罗汝才麾下的“东山虎”和“轰塌天”等几员“重将”被复兴军当场击毙。罗汝才本人还是在换了女装之后才侥幸的趁乱逃脱，最终投靠了高迎祥。

从这次事件平息以后，整个中原地区的几十支造反军势力对于复兴党彻底的服软。他们在和复兴党交易中也彻底的守起规矩来。

从这个角度上看，造反军在和复兴党的交往上确实是非常的吃亏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处于一种非常委屈的地位。他们一方面要为复兴党提供人口换取各种军事物资，另一方面还要用劫掠所得换取粮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完全扮演了一种背黑锅顶屎盆子的“临时工”角色。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复兴党的所作所为也在使得原本分散的造反军势力不断的合流。更主要的是，通过和复兴党的人*易，造反军本身脱离了原本的历史上那种使用木棍、石头凭着人数往上堆的无奈方式和明王朝政府军作战的“土贼”状态。

使用复兴党的两个小机械厂生产的“精良”武器，正在不断火器化的造反军主力，在装备上不仅快速的追平明王朝政府军，而且正在全面的超越明王朝政府军。

在原本的历史上明王朝方面对农民造反军的镇压非常得力的杨嗣昌和洪承畴，在中原地区和陕西地区面临的不再是各方面都非常落后的造反军了。

和历史上的情况不同，像原来的历史上一样得到重用的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没有在剿灭造反军方面取得任何战果，反而在和陕西造反军的作战中被打得丢盔弃甲屡战屡败。

而在原本的历史上差点消灭农民造反军，捧着尚方宝剑总督五省兵力的兵部尚书杨嗣昌，现在落魄的只能在洛阳城里困守城池。

糜烂的中原，失控的边镇，萎靡的财政，严重的通胀，飞涨的物价和肆虐的民变、兵变，使得勉力维持朝政的朱由检心力憔悴。

他怎么也搞不明白，明明前几年哥哥在位的时候大明朝还好好的。怎么才几年的功夫，到了自己上台的时候，天下就乱的彻底的不可收拾了呢？

第410章曾德昭的皈依

作为一个思想上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唯物主义者，王书辉因为掌握了科学社会学理论的工具，所以能够对民族主义思想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对于他来说，在全面工业化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无疑是一种难以避免的错误思想。民族主义固然是社会工业化必然的副产品，但是在科学社会学理论看来，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环境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环境下谈论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走上了一条不科学的歧路。

资本主义制度把人类社会简单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部分。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阶级理论才是对社会的清醒认识。用阶级的观点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才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

不过话说回来了，民族主义这种思想意识固然在现代社会里是错误的，是不科学的。但是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在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这个社会阶段里，民族主义的思想不仅不能算是错误的，而且还得算是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产生，民族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所以说，在明朝末年这个历史环境下的民族主义还是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意义的。

但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王书辉并不准备过度的宣扬民族主义的思想。

对于他来说，虽然知道具有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但是把所有的民族改造成认同中华文明，接受中华文化，生活在中国这个国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领土范围是不断扩张的）里，使用中国语言，参与到中国的工业化社会大生产中的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与复兴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工业化建设，与未来中国领导世界发展和进步的大方向并没有根本的矛盾。

王书辉认为，根本就不需要专门的强调民族主义的思想，只要复兴党在工业化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只要中国这个国家彻底的工业化，那么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所有的民族、国家、组织、个人，都要必然的被工业化的过程所消解，最终成为工业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一员。

马老人家在《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