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惩罚：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发往虾夷岛（复兴党海军第三舰队基地）拓展地，中级劳动改造二十年。

所谓中级劳动改造，就是在轻度看管（在规定时间内到当地管理机构签到）的情况下从事一般性劳动。

和第一个案件不同，大家对第二个案件的关注度明显要更高一些。毕竟缺斤短两这样的事情和大家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

第二个案件原本是个民事案件。不过事情最终变成了刑事案件。

在复兴党治下，一般情况下复兴党的商业机构如供销社这些机构主要承担在当地的一些基础性的经营。更多的时候，复兴党主要通过供销社进行粮食买卖和福利物资供给的。

比如说把自己家发到的红利（过去复兴党农场在年末分红中会把超出生产计划的粮食作为红利分给农场职工。现在已经没人要粮食了，大家只要钱了。）卖掉。而在复兴党治下只有供销社可以从事粮食买卖。

再比如说一些福利的分发工作也是由供销社承担的。比如上面说到的白酒，有时候也有茶叶、香皂、白糖之类的降温福利和年节的时候月饼、粽子、年糕、猪肉、水果之类的福利。这些东西也都是由供销社发放的。

复兴党在商业上采取的是放开的政策。也就是说除了供销社之外，各地区的饭店、商店等等各方各面的买卖，都是由商人们自行经营的。

复兴党允许商人和复兴党的企业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复兴党甚至还在鼓励商人们和复兴党的企业竞争。

明朝末年的商业资本是很有活力的。因为复兴党治下基本上都是工业企业和农场，所以在复兴党治下做生意的商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外地商人。

以汉川农场为例，在汉川农产经营布匹和成衣的商人主要就是湖南人。

明末资本的活跃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历史上可以看得出来，为了获得利润，明朝末年的商人们表现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一样的疯狂。山西商人勾结后金女真，江南商人笼络海贼倭寇。为了利润，资本主义不过是萌芽阶段的明朝商人们真是要多疯狂有多疯狂。

在这种情况下，缺斤短两以次充好之类的事情大量的发生和出现就是一种正常现象了。

第二个案子的案情很简单。

原本汉川农场的一个职工在一家湖南商人的店铺了买了一匹布。回家之后他发现，这匹布只有正常情况的一半儿那么多，商人在布匹里塞了很多杂物添加重量欺骗了他。

职工发现自己被骗之后，立即就把情况报告了农场的公安部门。公安部门立即就把投诉转给了工商所。农场工商所随即对商人进行了处理，对商人罚了款并且命令商人把短缺的布补偿给了农场职工。

在这个过程中农场职工和商人在言辞上发生了冲突，商人在和农场职工争执的过程中打了农场职工几下。

事情发生后，农场职工感到受到屈辱。他回到单位偷拿出军训时用的步枪，跑去一枪把那个打过他的商人枪毙了。

对于这个案件，旁听的群众表示了同样一种态度。他们同样认为复兴党有些不公平。他们都觉得那个湖南商人的死是活该，而这个杀人的职工被抓起来非常的冤枉。

人民陪审员们同样在这个案件中采用了最轻的惩处。那个杀了人的农场职工被发配到济州岛劳改。

两个完全不同的案件，汉川农场的群众表达了一个完全相同的态度。这让王书辉觉得值得思考。

第418章简单粗暴和物质刺激

复兴党的农场要是按照行政级别来讲的话，一般情况农场都是连级单位。

汉川农场的党委书记冯定山是从部队上直接调过来的。他过去就是复兴军四十三营二连的教导主任。和他搭班子的汉川农场场长陈松也是部队上过来的干部。只不过他所在的部队不是一线部队，而是作为预备部队的农业生产建设兵团的训练总部。他也是个连级干部。

王书辉选择汉川农场作为这次调研的目的地，也不全是因为冯定山在农业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做的好。而且说起来，单出从报告上说，汉川农场的工作虽然做的不错，但也不是那种非常出类拔萃的情况。

只不过和整个湖北根据地这一批次建立的农场情况相比较起来，汉川农场的工作搞的比较全面，各个方面的成绩都比较平均。

上次在武昌召开农业工作会议的时候王书辉就发现，整个湖北地区这一批次建立的各个农场都存在相同的问题。在搞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广机械化方面，各农场的工作做得都比较出色。但是在组织建设农场自身的制度建设方面，各农场的领导班子的工作做的都不怎么太好。

也就是说，在搞生产上大家都比较有作为，可是在搞群众工作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大家都存在相同的简单粗暴的问题。

根据王书辉掌握的资料上看，各地农场的管理都存在过度军事化的问题。军事化在组织上是很有优势的。毕竟从现实的角度上讲，使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可以在人力管理方面，在组织生产和建设方面做到效率最大化。

毕竟，因为复兴党本身就存在的巨大的干部缺口，所以在根据地里，特别是在农场里，一百多个人管理上万人，每一千人配备一个干部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军事化的组织方式来进行人员管理，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其实别说在农场的组织和管理上了，复兴党的所有机构、组织、企业、部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使用军事化的手段进行组织和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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