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一条？他说的是真的吗，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他盯着她看，目光中有一丝轻蔑。

“你不相信我，是吗？你应该和我一起走，摘掉身上的星星，现在就和我走。我们先藏起来，我会照顾你的。我知道该怎么做。”

她想起了她的弟弟，他还藏在壁橱里等着她回去。她指尖触碰到了口袋里冰凉光滑的钥匙，她应该跟着这个聪慧敏捷的男孩的，这样她就能救她弟弟，救她自己。

但她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太脆弱了，肯定不能独自这么做，她太害怕了。至于她的父母：她的妈妈，她的爸爸……他们会怎么样？男孩说的是实情吗？她能信任他吗？

他伸手放在她的手臂上，感受到了她的迟疑。

“和我一起走。”他催促着说。

“我不知道。”她嗫嚅着说。

他转身离开。

“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走了，再见。”

她目送着他向大门走去。警察们押送着更多的人进来：躺在担架上或者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涕泪纵横的孩子，痛哭呜咽的女人。里昂混杂在人群之中，等待着逃跑的最佳时机。

忽然，一个警察扯着他的衣领把他往后拉，他却矫健地直起身体，向入口挣扎着，犹如一位逆流而上的泳者。女孩看着他，觉得这个场面很不可思议。

这时，一群愤怒的女人挤向入口，为孩子们讨要水喝。警察们顿时有些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她看见里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混乱的女人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回到父母身边，夜色逐渐深沉，她绝望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被押送到运动场里和她关在一起，成百上千的人犹如困兽一般。一阵一阵的绝望抑制不住地涌来，让她担惊受怕。

她想闭起双眼，遮住鼻子和耳朵，隔绝所有的味道、尘埃、燥热，她不想听见那些悲惨的号叫，不想看见哭喊的大人和呻吟的孩子们。但她做不到。

沉默中，她无可奈何地环视着周遭。忽然，坐在顶层的人群出现了骚动。先是一声揪心的悲痛嘶吼，几件衣服从看台上飘落下来，接着，她听到了重物跌落在地的撞击声。人群中传出了叹息。

“爸爸，发生了什么事？”她问。

爸爸叫她别看。

“没什么，宝贝，没什么。只是几件衣服掉下来了。”

但是她看到了，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和妈妈年纪相仿的年轻女人，将孩子紧紧抱在怀中，从高处的看台上纵身一跃。

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见女人支离破碎的身体，还有在如同熟透的番茄的血泊中，孩子那破碎的头骨。

女孩弯下腰，哭了起来。

小时候，我住在麻州布鲁克莱恩的希斯洛普街四十九号。那些年，我总以为自己会终生住在美国，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移居法国，还嫁给一个法国人。十一岁时，我爱上了邻居家的伊凡·弗罗斯特。他满脸雀斑，活像诺曼·洛克威尔(6)笔下的邻家男孩，只是多了副牙套罢了。伊凡家的小狗墨墨，总是喜欢跑到我爸爸美丽的花床上嬉戏。

我的爸爸肖恩·嘉蒙德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他顶着一头乱发，戴着一副像是猫头鹰一样的眼镜，犹如一个标准的疯子教授。他在学校很出名，学生们都很敬重他。我的妈妈海瑟·卡特·嘉蒙德拿过迈阿密网球赛冠军，她崇尚运动，一身古铜色的皮肤，身材纤瘦，迷恋瑜伽和健康食物，仿佛不会受到时光的摧残。

一到周日，爸爸就会和隔壁的弗罗斯特先生站在篱笆两旁，无休无止地相互辱骂，肇事者当然是那只捣毁了郁金香花床的小狗墨墨。每到这个时候，妈妈就在厨房里一边烘焙着麦麸蜂蜜杯子蛋糕，一边叹气，她不喜欢这样的冲突。我的妹妹夏拉对院子里的骂战向来视而不见，总是躲在房间里看她的《盖里甘的岛》(7)或者《极速赛车手》(8)，嘴里嚼着红色软糖。我和我的闺密凯蒂·露西则赖在楼上，透过我房间的窗帘往底下看，偷窥着英俊的伊凡和那只浑身漆黑的拉布拉多犬——捣毁我爸爸花床的罪魁祸首——玩耍。

在那段快乐的童年时光里，我备受呵护，从不曾遭受任何波折或者历经戏剧化的场景。朗克尔中学就在街角，感恩节和圣诞节祥和而温馨，慵懒的夏日我则会在纳罕的海边度过。宁静的日子周而复始，唯一让我胆战心惊的是在我读五年级时，那披着一头蓬松乱发的西伯德女士朗诵着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多亏了她，我做了几年的噩梦。

步入青少年时期，我才开始向往起法国。那股心底潜藏着的迷恋与日俱增，日益强烈。为什么想去法国？为什么选择去巴黎？法语这种语言一直让我着迷，我觉得它比德语、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都要柔软而娇媚。而且，我特别擅长模仿《兔八哥》里那只名叫“臭美公子”的法国臭鼬，模仿得惟妙惟肖。然而我知道，我深深地迷恋法国，这与地道的美国人所谓的浪漫、圆滑、性感毫不相干。我迷恋法国的远不止这些。

初到巴黎，我立即就被这座城市拥有的强烈对比所吸引了，这里庸俗简陋的小巷和富丽宏伟的高楼大厦并存，我探寻着这里的对照、潜藏着的秘密、无处不在的惊奇。我整整花了二十五年的岁月才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终于可以忍受那些耐心有限的服务生和出租车司机，终于掌握了在凯旋门附近行车自如的诀窍：哪怕周围有司机在高声怒骂，或者再惊奇点儿，一个开着黑得发亮的迷你车的优雅高调的金发美人冲着我口出污言，我都可以充耳不闻。对付那些傲慢的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