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初期建造的，早在我定居巴黎之前它们就坐落在那里了，但我仍然觉得它们如同卡在喉咙里的鱼刺般让人难受。当我和班贝尔踏上乐拉敦街，也就是冬赛馆的原址时，残留的一点儿好感瞬间就消失了。

“真是面目可憎的街道啊。”说着，班贝尔拍了几张照片。

阳光很难照到这里，所以此刻的乐拉敦街一片阴沉和静默。十九世纪末期资本家们居住的建筑耸立在街道一旁，另一旁就是冬赛馆的旧址了，如今却坐落着一座典型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风格的褐色建筑，不论色彩还是样式都很刺眼。旋转玻璃门上的文字标志着这里是“内政部”大楼。

“把政府大楼建在这里也真够奇怪的。”班贝尔说，“你觉得呢？”

班贝尔之前已经找到了几张尚存但为数不多的冬赛馆的照片，此刻其中的一张便在我的手中。照片上，褪色的大门上几个黑色的大字“冬赛馆”格外刺眼，一列巴士泊在路边，街道上人头攒动。这张照片应该是在逮捕的清晨拍摄的，一个人在街角的窗边按下了快门。

我们四处寻找着纪念牌，它应当提及当年这里发生过什么，但一无所获。

“我简直难以相信，竟然什么都没有。”我说。

终于，我们在拐角处的格勒纳勒林荫街上找到了它。那是一块小小的标识牌，简直微不足道，我怀疑是否有人会注意到它。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名犹太人在巴黎城区以及市郊被捕，随后被驱逐至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遭到杀害。此处原址为冬季自行车竞赛馆，维希政府曾在纳粹政府的命令下，以非人道的方式在此关押了一千一百二十九名男人、两千九百一十六名妇女以及四千一百一十五名儿童。我们谨此向所有施以援手的人表示感谢，并嘱后人永世不忘。

“有点儿意思。”班贝尔陷入了沉思，“为什么儿童和妇女人数这么多，男人却这么少？”

“当时逮捕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我向他解释，“在那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几起逮捕事件了，尤其是一九四一年的八月。但在冬赛馆事件以前，遭到逮捕的都是男性，但规模不大，也没有那么密集，所以说那起逮捕事件才会遭到众人唾弃。七月十六日晚上，大多数男人躲了起来，他们以为妇女和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