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坦白说出来。

“嗯。他现在在哪里？”

“回美国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我再也无法承受她的目光，于是起身站到窗边，看着阿姆斯特丹街上的车水马龙。

“妈，他在纽约吗？”她的语气稍有和缓。

她走到我后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点点头。我实在没办法告诉她，当我发现威廉人在纽约时，内心有多么激动。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一想到他如今也在这个城市里，我既高兴又讶异。我记得他的父亲是纽约本地人，也许他小时候在纽约居住过。

电话簿上查得到他的名字，他住在西村，距离我的住处只有十五分钟的地铁车程。几个星期以来，我心烦不已，不停自问是否该拨电话给他。上次在巴黎见面以后，他一直没有与我联络，杳无音信。

过了一阵子，兴奋之情逐渐消退了，我也没有勇气打电话，但是我依然天天想到他，一个人暗自、静静地想。也许哪一天，我会在公园、百货公司，或是餐厅、酒吧里遇见他。他的妻女是否也来了纽约？他为何和我一样，也回到美国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和他联系上了吗？”佐伊问。

“没有。”

“你打算和他联系吗？”

“我不知道，佐伊。”

“哦，妈，拜托。”她叹气。

我愤怒地擦掉泪水，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妈，我敢说他一定知道你人在纽约，一定也上网查过你的动向，知道你做什么工作，住在什么地方。”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威廉搜寻“我”的动向，查看“我”的地址。难道佐伊说得没错？他是否知道我也在纽约，就住在上西区？他会不会想起我？如果会，他心里又是什么感觉？

“妈，你得放手，抛开过去。打个电话给尼尔，多和他出去走走，继续过你自己的生活。”

我转身面对佐伊，语气有些刺耳。

“我没办法，佐伊。我必须弄清楚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对他有所帮助。我一定得知道。难道这个要求太过分？为什么不能有个答案呢？”

正在隔壁房间里午睡的宝宝开始哭闹，我把她吵醒了。佐伊过去将胖嘟嘟的妹妹抱了过来。

佐伊一边抱着宝宝，一边轻抚我的头发。

“妈，你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认为他不会说出来，也永远不可能准备好。你让他的生活天翻地覆，完全改观，记得吗。他可能再也不想看到你。”

我一把抱起佐伊怀中的宝宝，用力贴向自己，汲取宝宝的温暖。佐伊没错。我必须放下过去，走向新生活。

至于怎么做，则是另一回事了。

我一直忙碌着，一刻也不得闲，忙着陪佐伊和宝宝，以及尼尔、我的父母、外甥，忙着工作，还忙着夏拉和妹夫巴里邀我参加的一连串永无止境的聚会。这两年我在纽约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人数远胜于过去十多年在巴黎结交的友人，纽约是个大熔炉，我乐在其中。

的确，我离开了巴黎，但每次出差或回去探望爱德华和朋友时，我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自然而然地回到了玛黑区。我透过全新的观点，流连忘返于蔷薇街、塞西尔里国王街、艾古夫街、圣东日街、布列塔尼街。一九四二年我还没出世，但是现在我全盘了解事件的始末。

我很想知道现在是谁在圣东日街的公寓里看着窗外的庭院，抚触着滑顺的大理石壁炉。不晓得新房客与当初在这个地方过世的小男孩，以及那个命运在弹指间改变的小女孩有没有关联。

在梦中，我同样会回到玛黑区。我未曾见证的恐怖事件出现在梦里，使我不得不打开电灯，驱散梦魇。

偶尔，贪杯、交际带来空虚无眠的夜晚，当我躺在床上时，熟悉的伤痛会再次出现，纠缠不清。

我回想起自己大声读出莎拉留下的信时，威廉的眼神和面容。忽然，我睡意不再，记忆钻进了心底。

佐伊的声音引我回到春日的中央公园，尼尔的手放在我的腰际。

“妈，小怪物要吃棒冰。”

“绝对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吃棒冰。”

宝宝扑向草地，大声痛哭。

“真是个不简单的孩子，你说是不是？”尼尔若有所思。

二〇〇五年一月，我对莎拉和威廉的记忆一次又一次地被唤起，因为“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解放六十周年纪念”跃登全球的头条新闻，全世界的人都在谈论这场浩劫。

每次一听到人们说起“大屠杀”，我便不由得想起他和莎拉，这让我很痛苦。我看到电视转播奥斯维辛纪念仪式，心里不禁猜想，如果威廉听到“大屠杀”，看着屏幕上播放过去拍摄的黑白影像，看到骨瘦如柴的尸体堆栈如山、焚化炉、骨灰，以及种种惨不忍睹的情景，是否也会想起我。

他的外祖父母就葬身在那个骇人听闻的集中营，他不可能不想到这一切。佐伊和夏拉坐在我身边，屏幕上，雪花落向集中营、铁丝网、瞭望台、群众、致辞者、虔诚的悼念者，以及蜡烛。俄国士兵踩着独特的步伐，走在纷飞的雪花当中。

夜幕落下，点燃的烛光沿着铁轨一字排开，火光与悲苦伴着怀念，一同冲向漆黑的夜空，此情此景，我永生难忘。

五月的一个下午，正当我坐在书桌前，全身心投入，想征服我的计算机时，电话响了。这吓了我一跳。我接起电话，唐突的应答方式连自己都觉得刺耳。

“你好吗？我是威廉·雷斯福德。”

立刻，我坐直了身子，尽管心脏狂跳，仍然力图镇定。

威廉·雷斯福德。

震惊之下，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紧抓着话筒贴向耳朵。

“茱莉娅，你在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