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又是什么？她穿上‘杰米玛’牌鞋子因为她觉得挺合适。”

“听着，吉他。首先，我父亲不在乎一个白种男人是活着还是吞了碱汁。他只想把他们的东西弄到手。而派拉特是有点发疯，不过，她只想把咱们俩从警察局放出来。要不是她机灵，咱们这两头蠢驴现在还在那铁门后边凉快哪。”

“那也只有我一条蠢驴命该如此。你是不会的。她想弄出去的是你，不是我。”

“别这么说，那有点不公平了。”

“不。我早已把公平也给放弃了。”

“可是对派拉特呢？何必呢？她对我们俩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可还是把咱们保出来了。为了咱们俩，她弯腰低头，装模作样。你看到她的面孔了。你长这么大，看过像她那样的面部表情吗？”

“有一次，就有过一次。”吉他说。他又想起了当那个白人递给他母亲四张十元美金时她那一副笑脸。眼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感激之情。还有别的。不是爱，而是一种爱的愿望。她丈夫让电锯劈成了两半，就这样被胡乱塞进了棺材。吉他听工人说，两半尸体根本就没有拼接在一起，而是把切口朝下，带皮的一面朝上，并排放在棺材里。两半尸体面对面，一边一只眼，互相看着。一只鼻孔可以吸进另一只鼻孔呼出的气。右颊对着左颊。右臂肘放在左臂肘之上。吉他那时还是个孩子，他担心到了末日审判那一天，父亲被唤醒之时，睁开眼见到的第一样东西，不会是上帝庄严神圣的头部，甚至也不是那彩虹，而是他自己的另一只眼。

即使如此，他母亲还要对那人满脸堆笑，表示出爱的愿望，而那人恰恰对他父亲给永远一切两开负有责任。让他厌恶的，不是工头老婆的装神弄鬼，那是后来的事了，而是当时的事实：锯厂老板只字不提人身保险，只给了他母亲四十块钱，“帮你和孩子们渡过难关”。她高高兴兴地接过了钱，在葬礼当天给每个孩子买了一根大大的薄荷棒糖。吉他的两个妹妹和怀抱中的小弟弟舔着那骨白与血红两色的棒糖，可吉他做不到。他手里拿着棒糖，由它化了。他就这样整整一天拿着棒糖，不管是在墓地上，在葬礼晚餐时，还是在那个不眠之夜。别人以为他是小气鬼，拿他开玩笑。可是他既吃不下去也不想扔掉，最后，在屋子外面的厕所里，他让棒糖掉进了土粪坑。

“有一次，”他说，“就有过一次。”那阵恶心重又掠过心头。“危险就在这里，”他说，“挺大的危险。不要上那些肯尼迪的当。我来告诉你实情：我希望你爹说得对，东西还在山洞里。我真心希望你不要三心二意，一定要把它弄回来。”

“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意思就是我感到紧张。真的紧张。我要吃点面包。”

“如果你处于困境，我可以给你——”

“不是我，是我们。我们有活儿要干，伙计。而就在最近。”吉他眯起眼看了看奶娃，“就在最近，我们有一个人给赶到街上了，至于让哪个房东，我不必说出来。他的工资给扣发了，因为那房东说他欠了两月租金。那个房东需要这两个月的房租来修补墙上的一处十二英寸见方的洞，就像一条鱼需要两个裤兜一样。现在我们得照顾他，给他找个地方住，还要付清所谓欠租，还要——”

“这事怪我。听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别。什么也甭告诉我。你不是房东，你也没赶他出来。你也许提供了一支枪，可你并没扣扳机。我不怪你。”

“干吗不？你谈我父亲、我姑妈，要是我让你说下去，你还会谈到我姐姐。你为什么要信任我呢？”

“小家伙，我希望我从来不必问我自己那个问题。”

那次沉闷的谈话就这么结束了，总算还不错。谈话中两人都没真的动气，也没说什么绝情的话。奶娃走的时候，吉他照例伸出了手掌，让奶娃拍了一下。也许是太累了吧，两人的手掌相碰是毫无力气的。

在匹兹堡机场，他发现丹维尔在东北方向二百四十英里处，而且除去“灰狗”长途汽车之外，不通任何公共车辆。这样一来，他只好放弃了刚刚飞行时享受到的种种舒适，很不情愿地叫了一辆出租车从机场到车站。距离“灰狗”开车还有两个小时，他只好在那里消磨时间。等到他踏上汽车，已经让那两小时的百无聊赖的翻阅画报和在车站附近大街上闲逛弄得精疲力尽。汽车开出匹兹堡后十五分钟，他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已经时近黄昏，还差一小时就要到丹维尔了。他父亲曾经如痴如醉地描述过这一地区的旖旎风光，但在奶娃眼里，这里无非是一片青翠，正处于印第安夏季（这是晚秋的一种晴暖宜人的气候。），不过尽管远在南方，反倒要比他家住的城市凉爽一些。他心想，起伏的山峦或许可以显现出温差。有这么几分钟，他一心去欣赏车窗外闪过的景色，后来，城市人认为大自然都是千篇一律的那种厌倦感攫住了他。有些地方树木丛生，有些地方却光秃一片；有些田野庄稼葱绿，有些田野却荒芜未耕；而远山也无非总是那副样子。这时他注意起路标：一个个城镇的名称，有的在前方二十二英里，有的在东面十七英里，有的在东北方向五英里。还有其他种种名称：交叉路口的、县份的、十字路口的、桥梁的、车站的、隧道的、山脉的、河流的、小溪的、码头的、公园的，还有风景名胜的。他心中想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行动目标，可以肯定地说，对达德伯利岬感兴趣的人早已知道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