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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材高挑而又苗条。如果她真是和我一般年纪——的确如此——她的那种威严风度我得再活一辈子才能赶得上。她并不是穿着一袭白衣，而是穿了件沾满油彩的深蓝色罩衫。她的一只手里拿着调色刀，我说话时她把手举到前额，用手腕背面拨开一缕散开的发丝。接着她垂下手贴在身旁，我的话早已说完了，她还站在那儿听着，一边思忖我的话在她脑海中留下的回声，一边拿这声音和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抑或男孩对比。然而，此时此刻我感到最奇怪的地方，也是我最难以表述的。奇怪之处在于，斯黛芬妮和我心目中想象的样子实在太接近了，这简直毫无道理。她苍白的肤色、浑金璞玉般的真诚态度、内在的力量，再加上几乎有几分楚楚可怜的柔弱之感，都和我心里的预想完全吻合。即便我在别的什么地方偶尔撞见她，我也能认出她就是斯黛芬妮。

“我叫内德，”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我是本的朋友，也是同事。就我一个人来的。没人知道我在这儿。”

我本想继续往下说。我脑子里已经想好了一套豪言壮语，打算说些“请转告他，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他的看法”之类的话，但她目不转睛的凝视让我打住了。

“谁知道你来，谁不知道你来，这有什么关系吗？”她问。她说话时没有口音，不过却带着德语的顿挫感，发开口元音之前都会略有停顿。“他又没在躲着藏着。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在找他？他干吗要躲啊？”

“据我所知，他可能碰上了点麻烦。”我一边说，一边跟着她进了屋。

大厅半是画室，半是临时凑合的起居室。大部分家具上都蒙着挡灰的布单。桌上摆着饭后留下的餐具：两只杯子，两个盘子，都是用过的。

“什么麻烦？”她问道。

“和他在柏林的工作有关。我还以为他已经跟你说过了。”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他从来不和我聊工作上的事。也许他知道我不感兴趣。”

“能问问他都和你聊些什么吗？”

她想了想。“不行。”接着，她仿佛又缓和了些，“现在他根本不和我说话。他好像成了个特拉普派53。有何不可？有时候他看我画画，有时候去钓鱼；有时候我们吃点东西，或者喝一点儿红酒。他常常睡觉。”

“他到这儿有多久了？”

她耸耸肩：“三天吧？”

“他是直接从柏林过来的么？”

“他坐船来的。他不说话，所以我只知道这么点情况。”

“他失踪了，”我说，“都吵吵着要把他抓回去。他们以为他会来找我。我想他们还不知道你。”

她又在听我说话，先是听我说出的词句，然后听我的沉默不语。她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就像是一只在侧耳聆听的动物。这是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