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七嘴八舌地同时说起话来，逮着我问这问那，又不等我回答；放声大笑，举杯祝酒，抽烟，回忆过去，悄悄商量事情。卡济米尔说，他们上一趟跑任务的时候情况很糟糕，简直太糟糕了。那是三个星期之前。雏菊号在离格但斯克湾75不远的海面上碰上了古怪的风暴，后桅折断了。安东斯·杜尔瓦说，拉脱维亚海岸边上的乌亚瓦起了大雾，他们没看见灯光信号。后来他们发射了一枚信号火箭，还好上帝保佑，原来一大帮拉脱维亚笨蛋就站在海滩上准备接应他们，活像是该死的城市开创者派来的代表团！屋里的人一阵狂笑，纷纷举杯，接着就陷入了北欧人特有的沉默。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地回忆起了同一件事情，除了我之外。

“敬瓦尔德马斯。”卡济米尔说，我们为瓦尔德马斯干了一杯。他是组里的一个成员，五年前牺牲了。贝拉拿起勃兰特的杯子也喝了一口，她是单独喝的，眼睛还从杯沿上方瞅着我。“瓦尔德马斯。”她轻声说道，那严肃的神情和她的笑容一样让人着迷。她认识瓦尔德马斯吗？难道他也是她的情人？还是说，她只不过是在向一个为事业英勇牺牲的同胞致敬？

不过，我还得和你多讲讲瓦尔德马斯的事——不是关于他有没有和贝拉上床，也不是关于他是怎么死的，因为谁都不清楚。大家唯一知道的就是瓦尔德马斯被送到岸上，从此再也没了消息。有人说他设法吞下了自杀药丸；还有人说他跟保镖下了命令，一旦中了敌人的埋伏就开枪把他打死。可是连保镖也没影了。在那个被组员们称为“背叛的秋天”的时期，失踪的人还不止瓦尔德马斯一个。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牺牲了四个拉脱维亚人——我们按着牺牲日子的顺序一个个向英雄们敬了酒——他们也是在同一个厄运连连的时期莫名其妙地送了命。现在情报部确信，他们没被送到森林中的游击队，没被送到海滩上忠实可靠的接应人员那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莫斯科中心拉脱维亚地区行动主管的手中。即使当年我们在出事的同时小心谨慎地组建起了新的情报网，五年后这些背叛的阴影还萦绕在幸存者的心头，就像海顿不厌其烦地警告我时说的那样。

“那可是一帮粗心大意的家伙，”他和平常一样傲慢无礼地说道，“不粗心大意的时候，他们就跟你阳奉阴违。北欧人看着迟钝，跟你拍起肩膀来热情得很，可别被他们骗了。”

我一面回想着海顿的这些话，一面继续在心里掂量着贝拉。听我们说话的时候，她时而用拳头支着脑袋，时而把脑袋枕在勃兰特的胳膊上，仿佛在替边谋划事情边喝酒的勃兰特想心事。但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却总是瞅着我，打量着我这个被派来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