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坚持坐出租车回去。我们一起在街上等出租车，似乎过了很长时间车才来。我替她关上车门的时候，看到她的头往前伸着，好像把什么东西掉在了车里。我挥着手直到车子驶出我的视线，但她却没有回应。

我们在九点新闻里看到，格但斯克举行了一场室外的团结工会会议，波兰的一位红衣主教正在呼吁现场的一大群人要保持克制。梅布尔觉得没什么意思，便把《每日电讯报》往膝头上一放，继续做她的填字游戏了。一开始，人群闹哄哄地听着红衣主教说话。接着他们就安静下来，波兰人的虔诚是出了名的。演讲完之后，红衣主教走到人群中，给人们赐福，也接受他们表达的敬意。一个个显贵人物被带到红衣主教面前的时候，我注意到耶日就在背景里晃来晃去，像是个从宴会上给人赶出来的丑孩子。退休之后他瘦了很多，我估计社会生活上的变化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夹克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就像是别人的衣服；他那两只原本很吓人的大拳头缩在袖管里，几乎看不到了。

突然，那位红衣主教看见了他，就像我一样。

红衣主教一下子愣住了，似乎不太知道该怎么做。过了片刻，他好好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以一种几乎有点恭敬的态度夹紧胳膊肘，往后收了收肩膀，端端正正地站好。接着他又缓缓地抬起胳膊，对一个随从吩咐了一句，可那个年轻的牧师好像不太愿意照做。红衣主教又重复了一遍，那位牧师这才走上前，在人群中给耶日让了一条路出来。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个是秘密警察，一个是红衣主教。耶日的脸上抽搐了一下，仿佛是因为消化不良觉得胃疼。红衣主教把身子往前倾，在耶日耳边说了句话。耶日笨拙地跪了下来，接受红衣主教的赐福。

每次重放这段画面的时候，我都能看到耶日的眼睛闭了起来，似乎是因为痛苦难当。可是他悔恨的又是什么呢？是他太残忍，还是他对一项已经消亡的事业太忠诚，还是因为他的背叛？或者说，那紧闭的双眼只不过是一个刑讯者在得到受害者宽恕时做出的本能反应？

我开始去钓鱼了，常常会陷入一段段短暂的回忆之中。不知怎地，我对英国风景的喜爱倒是增加了。我会想起斯黛芬妮和贝拉，还有另外几个我从不曾真正拥有的女人。我向当地的下议院议员陈情，说河水污染得太厉害。那位议员是个保守党，可是天知道，他以为自己保守的是什么东西啊？我参加了一个头脑还比较清醒的环境保护组织，还找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根本没人理会。我不肯去打高尔夫，那玩意儿我永远都不会去打。不过星期三下午的时候我会跟梅布尔在球场转一转，如果她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