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没说为什么——我们只是说，要是见到这个人，就赶紧喊一声。这是总部的命令，谢谢你，可不是我的主意。我觉得这个法子也太他妈的不安全了。”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朗贝洛给我们一人又倒了一杯威士忌。“达菲开着车飞奔回旅馆，立刻往我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是在凌晨三点。‘是你的那个人。’他对我说。‘哪个人？’我问。‘就是你给我寄来的那张漂亮照片上的人，差不多一年以前寄到香港来的。他在一家叫欢乐海洋的妓院里当招待。’你知道老达菲说话的样子。口无遮拦。第二天我派亨利过去了。这个该死的笨蛋把事情搞砸了。这件事我估计你也听说了吧？真倒霉。”

“达菲和汉森说话了吗？有没有问过他是谁？说过什么吗？”

“一句鸟话都没说。连正眼都没看他。达菲可是个老演员，顶尖的。他一贯是这样。”

“亨利在哪儿？”

“在楼下的大堂里坐着。”

“叫他上来。”

亨利是个中国人，是解放前山西省一个国民党军阀的儿子，也是我们常驻的首席间谍。不过我怀疑，他很早以前就在泰国警方那儿给自己又弄了一套保险，干着一仆二主的事，小日子过得很平静。

他身材矮胖，为人热切得过了头，浑身上下亮闪闪的，笑得也太多。他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手上总拿着一个漂亮的皮面笔记本，里面还插着一支金笔。他的掩护身份是翻译。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翻译会拿着古驰笔记本到处炫耀，不过亨利这家伙有点与众不同。

“跟马克说说，上星期四晚上你在欢乐海洋都干了些什么蠢事。”朗贝洛气势汹汹地命令他。

“没问题，迈克。”

“是马克。”我说。

“没问题，马克。”

“给他的命令是过去看一眼。只要这么做就行了，”亨利还没来得及张口，朗贝洛就插了一句，“看一看，探探风声，然后赶紧出来，给我打电话。对不对，亨利？他要去看看故事是不是真的，探探风声，看看能不能找到汉森，但别去接近他，然后再向我汇报。是一次谨慎的、不需要接触的侦察行动。探探风声，汇报一下。好了，现在告诉马克你都干了些什么。”

亨利说，他先是在吧台喝了一杯，接着看了场表演。然后他让人去找妈妈桑，妈妈桑连忙跑了过来，还以为他有什么特别要求。那位妈妈桑是个中国人，和亨利的父亲来自同一个省，于是两个人立刻就拉近了关系。

亨利给妈妈桑看了自己的翻译证，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她这家店的文章——精美的食物，浪漫的姑娘们，非常注意个人隐私和卫生，尤其是卫生。他说他拿着一家德国旅游杂志的佣金，那家杂志向来只推荐最好的场所。

妈妈桑上了钩，主动要带他在餐馆里参观参观。她带着亨利看了隐秘的餐厅、厨房、包厢，还有卫生间。妈妈桑把亨利介绍给那些姑娘们——还提出餐厅要免费招待他一回，不过他婉言谢绝了——还有总厨、看门人和保镖等等。不过，妈妈桑一直没介绍他认识那个大块头的西方人，到那时候亨利已经看见他三次了：一次是他端着一托盘的玻璃杯从餐厅去厨房；一次是推着一车酒瓶穿过走廊；还有一次则是从一扇敞开的铁门里出来，那扇门看来是通往酒水仓库的。

“哎，那个帮你送酒瓶子的欧洲人是谁啊？”亨利笑嘻嘻地冲着妈妈桑说，“他不会是付不起账单吧，只好留下来给你干活？”

妈妈桑也笑了起来。一说起欧洲人，或者是西方人，所有的亚洲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那个欧洲人跟我们的一个柬埔寨姑娘住在一起。”她鄙夷地回答说，因为在泰国的生态学之中，柬埔寨人的地位比欧洲人和越南人还要低，“他在我们店里遇到了那姑娘，爱上了她，想给她赎身，把她变成淑女。可是她不肯离开我们。于是他每天送那姑娘来上班，自己就留在这儿，一直到她能获得自由回家。”

“他是哪一路欧洲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是荷兰人？”

妈妈桑耸了耸肩膀。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亨利想着法子继续追问她。可是这个欧洲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每天送自己的女人到妓院来上班，她跟别的男人厮混的时候他还得到处送酒水，下班后再把她带回家，睡到自己的床上？那姑娘肯定很不一般！

“她是十九号，”妈妈桑说着又耸了耸肩，“她在店里的名字叫阿曼达。你想要她吗？”

不过，想出假扮记者这条妙计的亨利正在兴头上，不肯轻易转移话题。“那个欧洲人，他叫什么啊？他有没有什么故事？”他说话时的兴致更高了。

“他叫汉辛。他跟我们说泰语，跟那姑娘说高棉语。不过你可千万别把他写到杂志里，他是个非法移民。”

“我可以给他改头换面啊。文章里许多地方都得改头换面。那个姑娘是不是也爱他？”

“她倒是宁可跟她的朋友们一起待在欢乐海洋。”妈妈桑一本正经地说道。

亨利忍不住想去看一看。没有客人的姑娘们都懒洋洋地躺在玻璃墙后面的长毛绒沙发上，脖子上挂着号码牌，别的什么都没穿。她们有的在聊天，有的在修指甲，有的则盯着一台接收效果不好的电视机发愣。亨利看的时候，十九号听到招呼站起身，拿起小手包，披了件衣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年纪很轻。许多姑娘都会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好躲过规定的限制——尤其是身无分文的柬埔寨姑娘。可是那姑娘，亨利说，看起来都还不到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