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答说，我认识你，你就是我愿意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毕竟还有比表面看起来更算数的语言，这次拥抱和那些话一样。天开始亮起来的时候第三个人恢复了视力，这一次是医生，现在已经无须怀疑，其他人恢复视力只是时间问题。对于可以预料的自然感情的流露，我们在前面这段欢快的记述中已经写明，即使涉及本故事的主角，现在也无须重复，此后医生才提出了早该提出的问题，外边的情况怎样。答案来自他们所在的这栋楼里，楼下有个人一面喊着一面跑到楼道里，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太阳从这一层楼升起来了，要照亮这座沉浸在节日中的城市了。

上午这顿饭是节日宴会。桌子上东西不仅少，而且会让任何正常人倒胃口，但像在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样，感情的力量战胜了饥饿，欢乐成了美味佳肴，没有一个人抱怨，仍然失明的人也在笑，仿佛已经看得见的人的眼睛就是他们的眼睛。吃过饭，戴墨镜的姑娘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在我家门口贴张纸条就好了，说我在这里，我父母如果回到家里就会到这里来找我；你带我去吧，我想看看外面怎么样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也走吧，当初第一个失明的人对妻子说，那位作家可能已经看得见了，正想回到他自己家里去呢，路上我顺便找找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我也这样做，戴墨镜的姑娘说。几分钟以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医生走过去坐到妻子旁边，斜眼小男孩躺在沙发一角上睡觉，舔泪水的狗卧在地上，嘴放在前爪上，偶尔张开又合上眼睛，表示它仍然警惕，虽然这层楼在高处，但变了调的声音还是从窗户里钻进屋里，街上大概挤满了人，人群中只发出同一个喊声，我看得见了，已经恢复视力的人们这样喊，突然恢复视力的人们这样喊，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实际上，这倒很像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人们说，我失明了。斜眼小男孩正嘟嘟嚷嚷地说话，大概在做梦，也许见到了母亲，他问母亲，你看见我了吗，看见我了吗。医生的妻子问，他们会怎么样呢；医生说，这一个，很可能醒来以后就好了，其他人也一样，很可能此时此刻他们正在恢复视力，我们那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会大吃一惊，他太可怜了；为什么；由于白内障，从上次我给他检查以后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他眼前大概像一片浑浊的云彩；他会失明吗；不会，一旦生活正常，一切都开始运转，我马上给他做手术，只是几个星期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失明了呢；不知道，也许有一天会查明原因；你想听听我的想法吗；说吧；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

医生的妻子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看下边，看看满是垃圾的街道，看看又喊又唱的人们。然后她抬起头望望天空，看见天空一片白色。现在轮到我了，她想。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她垂下眼帘。城市还在那里。

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 （代译后记）

1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葡萄牙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贾东尼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于日前逝世。虽然早已知道老作家近年来因病卧床，但这不幸的消息仍然让我震惊：像他这样不屈不挠地与黑暗和丑恶搏斗的人，怎会轻易向死神屈服呢？

我当即发出唁电：

若泽·萨拉马戈作品的中文本译者和读者对大师的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永远铭记他对世界文坛的贡献。

我坐在写字台前沉思，十几年前的两封信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

一九九八年四月末，《修道院纪事》中译本获得“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五月一日，萨拉马戈从他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的寓所用传真给我发来贺信：

亲爱的范维信教授：得悉你获奖，表示祝贺和高兴。双重祝贺，双重高兴，这是因为，由于你翻译了《修道院纪事》一书，我得以怀着尊敬和友好之情分享你人生中这幸福的时刻。我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更多的幸福时刻在等待着你，这实为你杰出的工作使然。

短短几个月后，即同年十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若泽·萨拉马戈，一位新闻界朋友在第一时间（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我立即写了一封贺信：

得悉你获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你当之无愧，你的《修道院纪事》当之无愧，你的全部作品当之无愧。

但是，若泽·萨拉马戈寓所的电话传真一直发出忙音，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想，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打电话、发传真，挤不进去，只得采取最古老、最传统的办法：通过邮局。

2

常常有朋友问我：你如何与葡萄牙文学结缘，怎样开始翻译萨拉马戈作品的？

其实，在一九八七年之前，我对葡萄牙文学几乎一无所知，翻译出版的都是巴西作家的作品，例如若热·亚马多的《死海》《老船长外传》、埃里科·维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安塔列斯事件》等。凑巧的是，一九八七年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之前，巴西“百万书翁”、文学院终身院士亚马多应我国文化部之邀偕夫人来华访问。一天晚上，他在香格里拉饭店设宴招待几位朋友。席间，他问我：“听说你要去葡萄牙，你认识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率地说：“对于葡萄牙作家及其作品，像中国一句俗语所说，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