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就琢磨：谁能替咱们把土匪摆平呢？顺着人头一拨拉，哈哈哈，发现了王守仁。

谁让王守仁那厮，又有立德的本事，也有立言的本事，你很拽嘛！少来了，立德立言这事以后再说，先去立功，把江西的土匪剿灭了再说。

升阳明先生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

这个职务，就是让阳明先生把土匪剿灭了。现今土匪都聚集江西，偏偏叫阳明先生去巡抚南赣，你不先行剿灭土匪，如何抚又如何巡？

没法巡也得巡，正德十二年正月，阳明先生赴任南赣。

走水路，行至吉安府万安县，就见前方行人奔逃呼号：土匪来了啊，铺天盖地的土匪啊，逢人就抢，见人就杀，大家快点儿逃命啊！正摇船的舟子见状惊慌，立即就要将船掉头，逃往安全地带。

阳明先生出舱，大喝曰：不许掉头，迎着土匪冲过去。

老子都得道了，还怕你们一窝小土匪？

帝国没有赔偿法

阳明先生让船迎着土匪冲过去，是基于他对人性规律的彻底性认知。

人这种动物，没有哪个是生下来的先知先觉，都是在后天环境的成长之中，与外部环境的刺激信号形成反馈，大脑最终形成了对某种信号的选择性敏感。如阳明先生诗书世家，纵然是他懒得悟道，也必是一代风流才子。而一个生长在土匪窝中的婴儿，因为外部缺乏对知识的刺激，也就难以形成大脑的敏感点，想成为阳明先生这样的人，非得几代人栽培才可。

同样的，一个优秀军事人才的出现，也需要相应的环境。大明帝国虽然隔三岔五总闹出些群体事件，但却没有持续性的规模战争，而这就意味着军事方面人才的稀缺。即使有零星几个对军事超级敏感的异类，也奈何不得儒教文化氛围浓厚的社会环境，不是将其绞杀，就是难以找到追随者。

从这个规律上判断，活跃于江西一带的土匪，虽然人多势众，但却未必拥有强势的军事人才。乌合之众鸡鸣狗盗的可能性，近乎百分百。

也就是说，阳明先生要对付的是些鸡鸣狗盗之徒，而这类人又有什么特点呢？

放着好端端的人生之路不走，而是沦为鸡鸣狗盗，那是因为他们的智商过低——略高一点儿就会老实耕田，再高一点儿就会辛苦读书。在大明帝国的黄金时代，读书种子稀缺，大凡一个人愿意读书，朝廷就会给你提供禄米，鼓励你读书，可朝廷的禄米放在那儿你不拿，却偏偏当了土匪，你说这智商靠得住吗？

智商低的人距离文明有些距离，距离动物界却比较近。这就注定了智商靠不住的人，都有几分奴性。而奴性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不谙规律，不懂得起码的道理，唯独对暴力和权力有着极度的恐惧心理。

有恐惧就好办。只要你恐惧，那么阳明先生就可以吓唬住你。

《靖乱录》之中，这样描写了那些智商超低、因其过强的奴性而终日陷入恐惧状态的土匪们：

正德十二年正月，赴任南赣。道经吉安府万安县，适遇流贼数百，肆劫商舟。舟人惊惧，欲回舟避之，不敢复进。先生不许，乃集数十舟，联络为阵势，扬旗鸣鼓，若将进战者。贼见军门旗号，知是抚院，大惊，皆罗拜于岸上，号呼曰：某等饥荒流民，求爷赈济活命。

看到了没有，这就是那些低智商、高奴性的土匪们。他们刚才还在气势汹汹，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突然见到几艘空船，一个戴了官帽的长胡子，就忙不迭地跪下了。你说他们至于吗！

见了弱者就欺凌，其手段残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见了强势就下跪，其奴性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差不多和阳明先生同一时代的法国，有智者孟德斯鸠撰《论法的精神》，书中说道：世上的政体有三种：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君主政体需要尊严，共和政体需要信用，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惧。大明时代的帝国治下，就是这般满心恐惧、极度无知又充满了不可救药的奴性之国民。

对此，阳明先生的认知，比孟德斯鸠更为深刻。

于是阳明先生不紧不慢地将船停靠在岸边，派了手下人拿了小旗上岸，宣布道：巡抚王老爷知道你们缺心眼儿，又懒到骨子里，弄得吃不上饭，所以才因饥寒交迫沦为土匪，现在宣布你们立即解散，等待王老爷给你们发放救济粮。如果你们再横行不法，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这事就算是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那遭到土匪抢劫的人怎么办？

算他们倒霉吧，这节骨眼儿上还是少惹事儿。

理论上来说，阳明先生既然不追究土匪，那就应该用公款支付被抢夺人家的财产和生命损失，可如果有这种好事儿，《年谱》不会避而不谈，但既然没有谈到，应该是没这回事儿——帝国没有赔偿法，所以我们也没理由追究阳明先生。

把暴民关在笼子里

悟道是件好事。

但你悟道之后，也许会和阳明先生同样地失望。

阳明先生生活在一个权力社会里，在这个世界，权力无所不在。

权力是个坏东西，它不光是腐蚀掌握权力的人，同样也腐蚀被权力凌辱的人。

掌握权力的人，会被异化为暴君。被权力凌辱的人，会被异化成无知懦弱而又残暴的奴隶。事实上，正是奴隶和暴君的两极社会，才构成了权力的现实。如果社会上不存在着奴隶，那么暴君也就不被称为暴君。但世上一旦有了暴君，他就会想尽办法把尽可能多的人异化为奴隶，以延续权力的效力。

权力是暴力的产物，它的一端是暴君，另一端是暴民。

阳明先生一定深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