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此后一段时期里，郑成功一直控制着台湾岛和厦门一带的沿海区域。1662年，由于自然原因——可能是癫痫发作，郑成功突然离世，他的起义运动戛然而止。正是郑成功的起义导致了各类新型秘密会社逐渐产生。

虽然在西方几乎毫无名气，但在中国人心目中，郑成功可是一位酷似亚历山大大帝的大英雄。郑成功在反清过程中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间谍系统和地下组织。他去世之后，这些组织也分崩离析。但有128名参加过起义的和尚却聚集在福州附近的南少林寺，继续对抗清兵。他们个个武功精湛，却被一名叛徒出卖，只有18名僧人侥幸逃脱。

这些英勇的和尚一个个被缉拿归案，最终只有5个得以幸免。这5位功夫大师通过古代的门派和海盗帮派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新的反清核心。他们根据明朝开国皇帝的年号“洪武”，给自己命名为“洪门”。洪门致力于推翻清政府，恢复明室，在中国，他们的爱国口号连小孩子都知道：反清复明。

洪门成员散布在从福州、厦门到汕头的沿海地带。他们当中很多是数百年前流放至此的客家人。为了集体生存下去，过去的流放犯和现在的亡命徒紧密联系到一起，共同进行反清大业。他们平日里从事贸易，偶尔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一有机会，便会袭击清军。后来他们来到了历来对外人抱有很深成见的广州城。

这些流浪者操着一口极为特别的潮州话，相互之间也用潮州话交流。由于不为广州人接受，他们便组成各种帮会，以便使自己在敌人中间活动时，能够得到庇护、支持和帮助。这些帮会兼具联谊和谋反双重功能。

这些帮会逐渐演变成了两个大的组织。在北方，由于政府控制得极为严厉，他们很少有公开表现的机会。他们更侧重精神方面的组织，常以门派的形式出现。八卦门就是其中的一支，它也被称为“义和拳”，西方人则称其为“拳匪”。

在南方那些远离政府严密审查的地区，这些社团便较少显露其精神色彩，更多地发起明目张胆的活动。他们模仿《水浒传》中的匪徒，并依据等边三角形的样子，给该组织取名“三合会”，三条边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概念中的天、地、人。三合会又可分为三个分支：“天地会”“三点会”和“三合会”。查理和孙文就属于其中的三合会分支的成员。

各地帮会成员发展得很快。由于满族人入关彻底打碎了中国人的正常生活，在之后的数十年中，全国各地的农村到处是流浪汉、前朝士兵、游民、乞丐、盗贼、暴徒、杀人犯、劳工、各色商人、江湖艺人、工匠、士子和政治流亡人士。为了接纳各色各样不断增多的成员，各地三合会的组织规模成倍地增加。到了19世纪，已经出现了数百个附属帮会，他们之间仅保持着名义上的联系。其中的一些，如哥老会[3]，属于罗宾汉式的帮派，其成员由穷人、农民和运河船工组成，他们建立了一整套以走私为代表的地下经济网络。

很多在正常社会中晋升无门的冒险者都加入了三合会。通过各地的组织，这些野心勃勃的人能够操纵大量资金和闲散劳力，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获得相应的补偿。一些地方的三合会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爱国组织，而另一些则借爱国之名行犯罪之事。其他的则两者兼而有之，表面上是爱国的组织，暗地里由一根看不见的“暗线”连接着一个犯罪组织。上海的洪帮就属后一类。

任何一位被人疏远、受到欺辱或遭受挫折的人都能在三合会里得到关爱。对很多人来说，能够加入三合会，掌握帮会成员之间的接头暗号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在茶馆里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端起茶杯或饭碗，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与兄弟帮会成员取得联系。像西方社会里的工会组织一样，只要有需要，三合会总能提供相应的帮助。不过，一旦成为帮会成员，终生再难退出。

1894年，宋查理和孙文决心在上海与另一个小圈子里的谋逆者携手合作时，他们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团结各地三合会的潜在力量上。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许多三合会组织从政治斗争转向了谋求经济利益，现在是时候带领他们返回他们最初为之奋斗的事业上了。孙文估算了一下，全国各地约有3 500万三合会成员，这些人很有可能再次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他明确表示，自己将以推翻清政府、创建一个“充满机遇的亚洲”为己任。他遍邀各地好友和会中兄弟加入他的团队，宋查理也加入进来，成为他从事的秘密活动的谋划人员之一。

他们很快便开始策划一次武装暴动。

在查理位于虹口的家中的书房里，摆着沉重的黑木椅子和一张大办公桌，一派西式风格。那些密谋反叛的人们在这里通宵达旦地策划，为起义做准备。他们把目光聚焦到了广州——一个视暴动为家常便饭的地方。1894年的广州城，周围的乡村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挤满了小股海盗和走私犯，孙文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熟悉，可以把他们发动起来对付朝廷军队。城里的地下组织控制在三合会手中，只要付钱，帮会成员就会起身响应。他们推断，一旦广州落入孙文的掌控，就可以在那里组建一支军队，然后从清政府手中夺回天下。

就在孙文住在宋家期间，一位亲日的朝鲜领导人被诱至上海后遭到刺杀。孙文的这个小团体没有参与这次刺杀行动，无